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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事年度冷思考 　　与广东省其他涉海部门职权分工不同，广东海事局对全省水域、船舶实行安全监管，主要职责为保障水上交通安全，保护水上环境清洁，保护船员整体权益，维护国家海上主权。经近十五年的发展，广东海事部门基本建成了先进水平的辖区水域交通安全管理和服务体系，实现了对辖区水域交通动态的全方位实时掌控。 　　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如何实现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历史跨越，作为保障经济建设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国内最大经济类执法监管力量之一，广东海事局面临新命题。同时看到，面对改革开放35年后的社会经济转型要求，如何在新一轮国民经济发展中焕发海事活力，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服务创新，广东海事又面临新挑战。 　　为此，本刊通过对广东海事近两年的盘点，发出广东海事的年度“冷思考”，以期为下一步的转型发展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提供建议。 　　广东海事发展成效与体系建设 　　近年来广东海事变化最大的不是管理手段和技术、装备的不断更新，而是管理理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海事系统尤其是基层海事工作人员把监管与服务的理念根植于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将管理融入到服务之中，在服务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地优化服务，提升水平，已初步形成一种制度文化。 　　理念文化的孕育，带动了职能的变化 　　记者在广州港珠澳大桥海事处采访时看到的“统一对外”监管模式，体现了有效监管与服务协调处置的问题。港珠澳大桥建设为跨区域的工程施工，每天有大量的施工许可证办理及通航协调等事项，而传统模式涉及深圳、珠海、广州三地辖区。在广东海事局港珠澳大桥建设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领导小组的协调下，建立起“统一筹划、统一窗口和统筹实施”的综合管理机构，而且窗口前移至海上。在这种情况下，海事完全可算作是勇于作为与敢于创新：在确保依法行政的情况下，能够简化办事程序与流程。据了解，这样的协调性工作还大量体现在诸多专项治理的活动中，例如砂石船的跨部门联合治理、跨海区联合巡航、防范商渔船碰撞联合行动等，约占广东海事局实际工作的百分之三十。这本身就是一种理念的变化，进而推动了职能的转变。 　　另外，港口通航环境变化对海事监管能力要求提升。珠海港大建设大发展的一个结果是，港口的规模和等级不断扩大，大型化专业化的泊位在不断增多，海事监管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大型船舶的数量增多，航道布局复杂，监管对象也在多样化，通航环境也在复杂化，这些客观存在的情况需要及时转变管理观念，通过主动服务促进有效监管。管理观念转变还需要进行管理模式创新，将服务融入到监管之中，将监管嵌入到地方经济建设之中。 　　佛山海事局借“3+1”模式提升现代化海事管理水平，变“汗水监管”为“智慧监管”，进行管理模式创新。中山海事局智能渡口的安全可控理念也是一大创新。水上安全可控就是指与水上安全相关的要素处于可控状态，处于预期范围之内，是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围绕“水上安全可控”这一发展愿景，确定水上安全监管的阶段性目标以及关键性指标，制定相应的措施和行动方案。中山海事局局长程锦潮举例来说明水上安全可控的愿景驱动所确定目标和采取的措施：消除信息孤岛，要整合VTS、AIS、CCTV信息化系统，融合船舶管理、船员管理、危防管理、通航管理等数据库等。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航运方面，港口、船舶逐步朝着大型化方向发展。以珠海港为例，10年前，港口吞吐量只有1千万吨，2013年直逼亿吨。航道深度由7米变为目前的近20米。所以，对于海事部门来说，海洋经济的发展壮大，随之带来服务的变化，这就要求海事部门不断提升水上安全服务保障的水平。 　　从监管型到服务型职能转变，管理理念是核心生产力。在如何实现监管模式与服务模式的有效统一面前，最需要的是这种理念文化的变革，从而带动管理职能、管理方式的创新。 　　内部制度机制的完善，焕发了体制活力 　　在海事管理体制的变革过程中，海事管理机构加强了各项海事管理工作，产生了许多可贵的制度性成果。改进管理方法，进行船员、船舶和海上设施分类管理的制度构建；积累管理经验，建立了海上安全、航海保障、海上防污和海上秩序科学管理的制度框架；整合管理资源，开展了协调海事内部运作和内部管理的制度探索。其中，新时期最为突出的就是地方立法与创新机制的突破。 　　据了解，我国海事立法相对滞后，作为海事监管母法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自 1983年颁布后一直未能修订，已明显不适应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和海洋权益维护的需要，以及依法治国的新要求，但地方立法显现出新气象。如广东海事局在全国率先建立省级海上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引导船员劳务市场健康发展，保障船员合法权益。 　　机制创新一方面弥补了体制改革以来的缺陷，一方面为体制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础。同样以港珠澳大桥施工监管为例，许多制度均属首创，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