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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权清单式村治法治村治未来模式 　　摘要：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村治理大致可分为：“专制―准自治”“集权―科层控制”和“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三个历史阶段，与此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农村“准自治”、高度沉降农村“科层控制”、改革转型农村“乡政村治”三种村治模式。就本质而言，传统村治模式均带有浓厚的人治特征。法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法治村治乃是中国村治的发展趋势，微权清单“限权、定责、保利”的法治逻辑为建构法治村治提供了有效进路。浙江N县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通过“清权划界、配权定职、晒权明规、行权保利、制权督责”五环节运行实践，生成了微权清单式村治，其对开启村治法治化的未来模式具有重要参鉴价值。 　　关键词：农村治理;微权清单;法治村治;“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4-0008-05 　　作者简介：王木森（1978-），男，陕西山阳人，中共宁海县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党的建设、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王东（1984-），男，陕西山阳人，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法治教育与法治建设。 　　“得农村者得天下”，[1]农村在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中国历史上，农村的兴衰历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农村有效的治理是农村繁荣和谐的关键。乡村治理在中国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创造了独特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今天，农村治理现代化依然是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法治治理是人类治理的未来和趋势，是现代化的治理方式，“是治理的最基本方式和最有效手段”。[2]因此，推动农村的法治治理，建构法治村治，建设法治农村，成为当前中国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浙江N县在探索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摸索出一条农村小微权力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清单治理模式，创造了法治村治的新经验。本文拟以浙江N县农村小微权力清单36条的实践和经验为例，探寻农村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一、农村治理：人治抑或法治 　　治理本质上是权力的规制和配置，是国家与社会基于各自的效用函数，共同缔造的一种社会结构关系。[3]农村治理即如何对农村进行管理，是农村公共权力管理农村，增进农村公共利益的过程。[4]根据公共权力运行立基目标和手段的不同，农村治理可分为人治和法治。[5]在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已由能人向法治转换，[6]乡村治理模式也应从人治向法治变革。 　　（一）村治概观：历史与模式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灿烂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创造了发达农业文明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农村治理历史悠久。权力的“国家―社会”二分法是窥探乡村治理的基本理路。因此，从社会历史学的进路，中国村治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乡土社会的“专制―准自治”时期（公元前221～1949）。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被称为传统的乡土社会，农村权力包括国家的行政权力和乡村的内生权力，这一“国家―社会”权力的互动作用生成了“差序格局”的“双轨政治”。[7]由于“皇权止于县”，乡村具有比较大的自主空间，乡绅自治因此有了可能。但为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统治，皇权借助“权力的文化网络”“权力的制度网络”和“宗族家庭网络”进行控制。如此，国家权力通过乡贤士绅进入乡村，实现“皇权下乡”，取得统治合法性;绅士精英借助国家权威获得对乡村直接管理的“合法性”，[8]二者相互借力、互助形成中国乡村治理历史上长期的双轨治理。第二阶段：“集权―科层控制”的模式时期（1949～1978）。这一阶段，中国农村社会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国家权力直接进村，彻底终结清末至民国的国家权力下沉内卷化，实现国家对农村的绝对渗透和控制，形成了政社不分的高度集权体制。其典型特征是“科层控制”，[9]权力支配一切和运动式政治社会化、乡村精英同质化、农民日常生活政治化。[10]这一政权下乡吞噬了农村自治空间，对农村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把控，严重制约了农村的自主性，确立了党和国家在农村的绝对权威。集体化治理“一路凯歌、高潮迭起”，[11]成功实现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建设，控制人口流动，创构了社会的良好秩序，但也抑制了农村的活力和创造力。第三阶段：“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的改革开放时期（1978～至今）。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农村治理进入了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时期。乡政村治作为改革时期中国农村治理的典型模式，最早由张厚安、徐勇等学者提出。乡政指乡级政权机构在国家授权下对乡级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等的行政性集权管理，村治指村级公共组织在自治基础上，基于村民意愿对村域内的各种事务的具体管理。[12]乡政村治的村民自治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授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