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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教育实然与应然地位冲突及其文化分析 　　摘要:文章分析了在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上我国职业教育实然地位和应然地位之间的冲突,并从文化的视角对我国职业教育实然地位的缺失进行分析,指出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不应该仅仅是呼吁、号召就能实现的目标,而是要通过制度变革带动观念更新,实现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循环。 　　关键词:职业教育地位;实然与应然;文化分析 　　作者简介:张燕(1975-),女,浙江衢州人,天津工程师范学院职业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0)07-0004-05 　　 　　职业教育的地位表现在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不同层次的各个方面,如职业教育在人们观念中的位置,即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或尊重程度;职业教育的政治地位;职业教育在政策法律上的地位,即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及其在国家法律法规体系中所占的份额和位置;职业教育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大小;职业教育在领导决策中的重要程度;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职业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所处的位置等。[1]通过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的众多涉及职业教育的政策文本中也足以看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尤其是当前,无论从观念层面来看,还是从制度层面、实践层面分析,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心和举措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在现实行动上,职业教育仍然处于社会和教育的边缘,职业教育地位仍存在较明显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冲突。 　　 　　一、我国职业教育实然与应然地位冲突的表现 　　 　　 　　(一)观念层面的地位缺失 　　首先从社会观念层面上看,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关注度、参与度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职业教育如果只是被少数人所进行,而没有得到群体和社会的认可是不能得到健康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指出,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资源、权利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人们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人对某一个人的社会性评价,同时也决定了个人对其自身的社会性评价。不同的人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决定了他是否占有某种资源,或多大程度上占有某种资源,从而导致了人们之间社会经济状态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可能导致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以及行为取向,从而造成所谓的阶层分化。[2]而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从事的职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也有赖于他所从事的职业声望的高低。作为与“职业”密切相关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心目中所处的地位必然要受到职业地位或职业声望的影响。从中国“十大社会阶层”①中我们可以看到,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技术应用性人才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在对我国81种职业进行职业声望调查后得出的等级排列中,人们给予最高评价的是拥有最大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人,如政府高官和高级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声望大部分处于中层;少数如农村专业技术人员处于中下层,而产业工人则大部分处于中下层,少数甚至处于下层。另外,白领职业(脑力劳动者)的声望高于蓝领职业(体力劳动者),同时,在白领职业中,具有较多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高层白领的声望要高于中低层白领,在蓝领职业中,技术工人的声望要高于非技术工人。尽管在技术性与非技术上,人们给予了技术更多的认可,但对于职业教育培养的众多蓝领职业工人而言,其社会声望是无法和德国的技术人员或普通劳动者在德国社会中所获得的认可和尊重相提并论的。 　　(二)制度层面地位的边缘化 　　 　　从国家制度层面上看,职业教育在法制化进程、制度创新程度、经费投入、体系的完善性以及基础能力建设等方面,均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以经费投入为例,2002年以来,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中央财政支持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职业教育工程项目,如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教育建设项目等,地方政府也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地区差异较大),但总体来看,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还远未达到应有的增长速度和水平。[3] 　　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2002年到2006年,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总量增幅为45.3%,远远低于全国教育总经费72.3%的增长速度,职业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甚至下降了1.19%。另外职业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虽然有所增长,但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2年职业中学的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220.36元,到2006年增至407.28元,增幅达到84.8%,但与普通高中97.4%的增幅相比,增幅仍相对较低。从职业中学与普通高中的公用经费差距来看,2002年二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