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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时期义利和谐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为了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采取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方法，并借用现代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对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和谐理念予以论述。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和谐理念，倡导义利并重、义利统一，代表了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和谐发展的社会趋势。义利和谐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文化基础，对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维新运动；义利和谐理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3－0050－06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文化课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阶级，对义利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指人类社会活动及人际关系中应当遵循的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利者，人情之所欲”，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物质利益或者功利。在义与利的两厢关系中，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和谐发展的社会趋势 　　 　　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重义轻利是传统义利观的主流，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占据着统治地位。程朱理学认为：义与利势不两立，义是“天理”，利是“人欲”，义利关系发展为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对人的欲望和求利行为加以彻底否定，认为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将义与利对立起来。程朱理学将先儒重义轻利观中的“义”的分量进一步加重，使天平的砝码全部推到“义”的一边，致使自孔子起沿袭下来的重义轻利的传统义利观，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变成“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的义利对立论。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儒家伦理思想尽管认可“以义取利”之利，反对不讲仁义之利，但义与利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往往是在“主”、“从”上去阐释和理解的，似乎没有义就无从谈利，利离开义就是小人之利，其基本倾向是“恶利”。因此，中国历史上义与利的关系始终没能获得较妥帖的阐释，即使到了中国近代，重义轻利的思想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地主阶级顽固派继续推崇孔盂和程朱的义利观，认为解除内忧外患不在重利而在重义，义是正人心之危、平四方之乱的根本。甚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倭仁还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不可否认，重义轻利的传统义利观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稳定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及西方经济、伦理等思想的影响，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步形成，人们逐渐从传统的重义轻利观中走出，反对把义放在利之上，主张把“重义”转换成“重利”，重义轻利的观念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特别是近代化的因素。中国近代社会先后出现多种义利观交替并存的现象，并且存在着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和谐发展的趋势，义与利的关系获得了比较全面而又较为深刻的阐释。 　　鸦片战争前后，一方面，程朱理学早已失去它的创造活力，由于政治权威的维护，这种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仍然是套在人们头上的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另一方面，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感汉学的“名物训诂”和宋学的“空谈性命”已成为思想界的桎梏，主张经世致用。龚自珍、魏源将批判锋芒指向程朱理学，要求打破理学对人性和道德的束缚，在义利关系上，他们主张以义生利，兴利除弊。龚自珍、魏源认为利是义的基础，强调利国与利民的统一，利民意味着注重个体私利，利国则意味着注重“天下之公利”。魏源指出是否利民、便民，是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提出“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的“利民”思想，只有允许百姓求利，才能富庶天下。在充分肯定“利”的前提下，龚自珍、魏源强调“以义为利”的原则，认为仁义之外无功利，主张义是利的原则，求利的行为应该在符合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展开。对于个体来说，既要做到“见利思义与见利思害”，又要做到“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不流于那种“空谈性命”、毫无实际功效的道德学说。 　　早期维新派从多种角度为“利”正名，重新认识义利关系。针对封建顽固派不言利的现状，陈炽指出：所谓立国之本“尚礼义不尚权谋”，“在人心不在技艺”的论调，完全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迂拘之言。陈炽认为：“圣人立身行义，舍身取义，而治国平天下之经，不讳言利，且日亟亟焉谋所以利之者，圣人之仁也，即圣人之义也。”，何启、胡礼垣认为“求利乃人之本心”，他们针对官府对求利活动“格外行苛”的行为，指出外国对于求利的行为是非常支持和重视的，“其所以鼓之、舞之、招之、徕之者，思之无不周，行之无不尽，宜其开利薮于无穷也。”西方国家不因重利而衰败，反而更加强盛，其原因在于既重义又重利。因此，早期维新派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