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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问责视野下信息不对称与高校信息披露研究 　　摘 要：教育问责的实质是基于信息披露与传递的责任落实过程。当前影响我国建立高校问责制度的首要因素在于信息不对称。加强高校信息披露工作，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我国高校问责制度建设的重要思路。 　　关键词：高等院校；教育问责；信息不对称；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9)04-0104-05 　　 　　近年来，社会各方面利益相关者对我国高校的运行和教育质量的关注程度达到空前高度，随之而来对高校问责的研究和探索也逐渐兴起。国内相关文献发现，虽然我国学者关于高校问责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在内涵、问责主体、问责方式和途径等基本理论的探索上。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在具体的操作上还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切入点，高校问责制度主要还处于一种倡议阶段。本文从高校问责的实质出发，就高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高校信息披露问题展开研究。 　　 　　一、高校问责的实质是基于信息披露与铸递责任的落实过程 　　 　　教育问责源于西方，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中后期获得大发展，并成为很多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高校问责是以责任确定为前提，以责任追究为核心，其目的在于以追究失责的方式实施过程控制。因此，实施教育问责制，有利于加强高校与政府、社会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问的信息沟通，使高校教育责任更加明确，职责履行更加有力；同时，高校价值目标的达成有赖于科学的管理，问责制的引入促进了高校管理制度的规范和制度实施的有效性。通过对比考察国内外高校的问责制度，发现国外高校问责与我国传统上对高校问责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制约了我国高校问责制的实施。 　　 　　(一)高校问责不是为了“问倒”而是为了“问好” 　　一般来说，行政问责是为了实现权责的和谐统一，保证管理活动基本目标的实现。高校问责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过程性概念，目的在于以追究失责的方式实现对过程的控制；而控制正是为着责任的履行和该过程所通向目标的达成，也即赫尔曼?芬纳(Herman Finer)所说的“责任必须以外部控制为基础”。从保证目标实现的角度审视高校问责，问责是为了“问好”，使高校所有的教学和管理活动在正常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我国高校的问责主要表现为行政问责。行政问责简单说就是“上问下责”，通过“上问下责”，致使部分责任人因为“事故”而引咎辞职，其结果主要表现为学校领导的“下课”。因此，一旦某所高校被问责，即意味着该校发生了违反有关政策或规定的事情，将被追究相应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被“问倒”了。这种问责制度既不利于规范高校教学和管理活动，也不利于保证和提高高校教育质量，又曲解了高校问责制度的实质，增加了推行高校问责制度的难度。 　　 　　(二)高校问责不是一次性的“惩”而是经常性的“问” 　　西方教育语境中的教育问责是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问”，即要求相关责任人对行为或事件做出描述、解释和证明。它强调应用多种问责方式，而不是单一的行政问责，并强调问责的程序和规范。与行政问责不同的是，教育问责并非一种单一的“事后监督”，而是一种融“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为一体的问责机制。根据坎尼斯?雷斯伍德(Kenneth Leithwood)的归纳，西方教育问责制的问责方式主要有四种：市场问责、分权问责、专业问责、管理问责。这些方式都有自己的理念和假设，以及相应的问责工具，而问责的层次、对象、主体、后果也不同。其旨趣可以归纳为通过“勤问”，减少事故的发生，从而避免和尽量减少“终惩”的发生。 　　在我国传统上，问责仅仅是指在某个人犯了错，违了法后对其责任的追究，即“惩罚”。这意味着不出事的“常态”下责任承担者无须接受问责。而如果我们正确解读问责的三层含义即描述、解释、证明，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问责是一种经常化、制度化的“问”，是一个系统化的“治理”规范。它不仅指犯了错与违了法要追究，更重要的在于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对政府教育行为的“合理质疑”，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须对自身行为和结果及时作出描述、解释和证明。与传统的“亡羊补牢”式的责任追究方式相比，教育问责制度的构建固然要惩治失职和渎职行为，但更应注重经常化、制度化的“问”，使之不失职。 　　 　　(三)高校问责要注重“问”更要注重“答” 　　美国学者保罗?德莱赛尔(Paul L Dressed曾经这样认识问责的本质：问责意味着负责任地展示成果(Responsible Performance)，包括如何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正确利用组织所拥有的资源，以实现其预设的目的。为了使问责成为一种经常性、制度化的“问”，除了研究总结如何问、谁来问等问题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