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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对策研究 　　摘 要:目前，在我国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的实践中，存在着政府投入不足、受教育者个人和家庭分担比例过高、企业分担比例较低、高职院校分担能力有限等问题。构建一个由政府、企业、社会、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等主体共同分担高职教育成本的合理机制是缓解高职院校办学经费不足、促进高职教育良性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作者简介：李博（1983－），男，河南经贸职业学院科研外事处处长，讲师，主要从事成本管理、高职教学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1）13-0017-04 　　 　　2009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达964.8万人,比1999年增长了8.2倍，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虽然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急剧扩张，但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致使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问题在此背景下产生，其本质是要解决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由谁支付、支付多少以及如何支付的问题。针对目前的国情，我国应构建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政策的演变过程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高等职业教育免费阶段。改革开放后，为缓解经济快速发展与技能型人才紧缺的矛盾，最先富起来的发达地区提出创办职业大学的设想。1980年，原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了南京金陵职业大学、江汉大学等13所短期职业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和职业大学诞生后至1985年我国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均实行免费政策，由政府承担全部的教育成本。 　　第二阶段（1985――1992年），过渡性“双轨制”收费初始阶段。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国家财政不能完全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我国高校开始实行过渡性“双轨制”收费政策，个人开始分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 　　第三阶段（1993――1997年），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的推进阶段。1993年我国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改革上大学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逐步实行收费制度。”1994年高等学校实行学费并轨改革，开始对所有高校学生收取统一的学费。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1997年开始全国所有高校基本完成招生并轨和学生缴费上学改革，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全面实施。[1] 　　第四阶段（1998年――至今），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多元主体分担阶段。1999年以来，高校实施扩招政策，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由当年的275.45万人提高至2009年的639.49万人。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张，我国高等教育的财政压力也随之加大，高等学校只能以提高学费的方式来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尤其是获得财政拨款较少的高等职业院校学费上涨速度更快，学生开始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分担者，个人、国家和学校逐步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不可或缺的角色，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制度正式形成。 　　 　　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财政投入不足,政府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不到位 　　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我国提出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要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然而，时至今日这一目标仍未实现，尽管2005年至2009年这一比重呈逐年递增趋势，分别达到2.82％、3％、3.32％、3.48％、3.59％，但仍然未达到4%的目标，致使我国高等教育预算内教育经费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在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内部的预算财政拨款分配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据调查，我国高职院校的生均事业性经费远低于普通本科院校的平均经费，甚至有的地区尚不足本科院校的一半，有的省、市属高等职业教育经费甚至低于发达地区的普通高中水平，大部分高职院校主要依靠收取学费来维持运转，学费收入占到高职院校总收入的60％以上。[2]由于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和教育资源在分配上的不合理，造成了高职教育办学经费的严重紧张，不仅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培养目标的实现，也直接影响了社会对高职的认可度和学生入学的积极性。同时最终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目前理论研究设计人员偏多，而实用型、技能应用型人才缺少这种不合理的社会人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受教育者个人及家庭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比例过高 　　根据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高等教育的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