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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宋庆龄和平外交思想重要来源 　　宋庆龄的一生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俨然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窗口。所以爱泼斯坦说，继续深入研究宋庆龄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因为“认识与了解宋庆龄的毕生经历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用集中和生动的方法表述宋庆龄的经历将帮助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世界，并把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一并了解。” 　　时代的巨变迫使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一代人努力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这其中宋庆龄在她那一代人中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道路，实现了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到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跨越。可以说，宋庆龄的外交思想也是其一生道路的一个缩影，其中的逻辑演变恰巧符合了那个时代的轨迹，一定程度上可能也预示了将来的发展规律。 　　美国民主传统是宋庆龄外交思想的启蒙 　　“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于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十分珍贵的。” 　　这是1937年10月12日，宋庆龄在上海美商的广播电台向美国人民呼吁支持中国抗日战争而发表的英文演讲的开头部分。 　　其中可见美国的民主传统，已成为宋庆龄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这与她早期接受西方文化启蒙，并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具体到外交领域，美国的民主传统又给宋庆龄带来了什么理念呢？这就是和平外交思想。 　　在西方，和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这一主张源自17世纪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修斯（Hugo Grotius）。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种公约开始对国家所谓“战争权利”有所限制，提出斡旋、调停、国际调查、仲裁等解决方式。宋庆龄一贯倡导和平，在新中国开展和平外交，这与她早年接受美国民主教育启蒙有重要关系。 　　但客观的说，这种美国民主教育的启蒙对宋庆龄的和平外交思想也存在两面的影响。从正面说，这种民主启蒙使宋庆龄厌恶强权政治，始终坚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始终坚信“人类是一定能创造和平的”。 　　她在1939年7月7日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时所说：“我本人相信世界民主力量的团结。作为我们的美国友人，你们应促使这一观念体现到你们的国家政策中。这一观念也是你们的民主与国际主义的传统之一，是杰斐逊和托马斯?W潘恩的传统。” 　　杰斐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同时也是《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及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具影响力者之一。他的国际政治观及外交思想就是从人类理性和人性善的观点出发，表达了对欧洲强权政治的极端厌恶，强调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和正义原则。 　　但另一方面，美国民主的局限性也对宋庆龄的外交思想产生了影响。例如1912年宋庆龄在美国就读时，有感于辛亥革命的胜利写下《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那时的宋庆龄对世界和平的展望是，“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这种对西方民主的极端相信，对西方民主式地解决国际战争或争端能力的相信无疑是不成熟的。但这种尚存幼稚的外交理念随着后来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也是并肩战斗的十年磨砺，日益发展成熟。 　　孙中山外交思想是宋庆龄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础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毅然与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结合，成为孙中山最坚定的战友和伴侣，一起投身到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中。 　　尽管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宋庆龄在一些方面已经有超越孙中山的政治见解及实践，但作为宋庆龄本人来说，她终身都视自己为孙中山的学生。 　　在婚后不久写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宋庆龄写道：“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因此，孙中山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无疑是宋庆龄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础。 　　孙中山在投身革命之后，就十分重视外交工作，并强调处理国家之间的问题一般要采用外交方式而不是武力手段。孙中山早年留学夏威夷，受的是西方教育。在此点上，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外交思想基础可以说都是一致的，即倾向于用调解、仲裁、协商等和平外交手段解决国家间战争或争端。但是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最早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和残酷，使他的外交思想急剧转变。从最早的希望西方列强同情和援助中国革命到看清这样的事实，即西方列强总是支持中国的反动派。辛亥革命前他们支持清政府，革命后又支持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这不得不使他对西方式的民主及其民主手段打了大大的问号。 　　爱泼斯坦说，孙中山尽管未能活着看到革命的最终胜利，然而“他的持久的历史性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到胜利的曙光并为之欢呼，他不仅在失败面前无所畏惧、坚定和乐观，并且能够勇往直前地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即使在进入老年，仍以富于青春的活力帮助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