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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和宁波两地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摘要] 浙江是中国经济的先锋，宁波和温州又是浙江经济的先锋。文化作为非正规约束对一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通过对温州和宁波两地经济思想文化的梳理和经济发展历程的探究，可以了解两地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从比较中发现不足，提炼经验，以做两地互相借鉴之用，并为将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服务。 　　[关键词] 温州 宁波 思想文化 经济 　　 　　一个通俗的社会学常识：不同地域的人群总是具有彼此不同的生活习俗和行为方式。在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不同地域的人文差异非常明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特征，诸如苏州精致悠远的吴越文化氛围、温州进取嚣张的地域商业精神、厦门浓郁的海滨风光和闽南情调，不一而足。人的地域性差异昭示的是文化的地域性不同。这些地域的人文差异就好象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尽管形态不一，但孰优孰劣，却难分轩轾。从社会学的角度衡量，这种差异实际上就是不同人群间的文化异质倾向。 　　19世纪60年代末期，经济学家舒尔兹敏锐地觉察到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人的技术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承接了舒尔兹的这一研究传统，把文化精神当做一种与正式典章制度并行的非正规约束来研究它对人的经济活动的导向和规约效应。正如斯诺所说：“非正规约束在制度的渐进的演进方式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是路线依赖性的来源。我们仍然有一个关于文化演进模式的长期方式。但是我们确实了解，文化信念具有极大的生存能力，且大多数文化变迁是渐进式的。” 　　非正规约束在制度渐进的演进中起着重要作用，文化作为非正规约束对一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浙江经济的成功，文化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浙江人作为市场的弄潮儿，是在浙江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秉承浙江文化的功利和商业精神成长起来的。 　　纵观浙江，杭州、宁波和温州是浙江经济的三极，各有所长。鉴于杭州近年来致力于休闲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将仅对代表浙江经济发展趋势的宁波和温州经济进行比较分析。 　　 　　一． 温州和宁波经济思想的发端 　　 　　通常认为，温州人较早具有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要追溯到1600多年前永嘉学派“事功”的思想。“瓯居海中”，地处东南一隅的温州，自古远离中原文化，唐末民谣“天高皇帝远”就流传于浙南温州一带。当宋朝中原地区产生了正统理学并日益兴盛时，温州却形成了与之针锋相对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提倡“事功利”的实用之说，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士、农、工、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批判了抑制工商业的“厚本抑末”思想。这一主张对温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使得温州人铸就了“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人文个性，在国内，温州人较早放弃了传统的小农经济而从事工商业，以分散个体的决策来使分散的稀缺资源得到更有效运用。 　　作为中国四大商帮之一的“宁波帮”，形成于明清时期，和浙东学术几乎同时在同一块土地上生长起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两者间存在着很深的内在渊源。素以“经世致用”为其旨归、在诸多领域卓有建树的明清浙东学派，其走在时代前列的经济伦理观如“新四民”、“工商皆本”、“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等主张，便无疑是在浙东大地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以商为业、以商为荣的社会存在中孕育萌生而成。浙东学术大师王阳明主张建设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贾往来，渐将贸易的富庶之乡。清黄宗羲更是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他对崇本抑末思想命题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凡不切于民用的皆为末，批评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这些观念，显然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这种具有启蒙意识的经济伦理观，又反过来指导、促进“宁波帮”与时俱进、发展壮大。 　　 　　二．温州和宁波经济思想类同点 　　 　　1．开拓进取,以商为荣 　　在历史上,宁波由于“航海梯山”、“襟江带海”的地理格局，因此“冒险犯难”的开拓精神曾经一度是宁波人的重要地域性格特点。宁波，西汉称“?”，《舆地志》云：邑中以其海中物产于山下贸易。贸字旁边加个邑，便成了“?”，因名?县。这也许是我国唯一与商贸直接相关的古地名。宁波濒临东海，拥有天然良港，扼南北水路之要冲，自古就是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经过千百年的曲折发展，至迟在明代，就已形成以商为业、以商为荣的社会风尚，利之所在，不惜冒险犯难。 “只要铜钱多，哪怕落油锅”，无疑是对宁波人重商心态的形象写照。 　　较之宁波，温州的区位条件并不好，资源禀赋差，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培育了温州人艰苦拼搏、开拓经营、务实求真的实干精神和闯劲，也为温州农民变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了土壤，可以说，企业家是温州唯一的优势资源。温州人的“四千精神”（历尽千辛万苦，施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和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