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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共和李仲公与晨钟报研究 　　内容提要：就任《晨钟报》编辑期间，李仲公发表多篇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渐进的共和。此种政治思想的形成，既是其民族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情结的使然，又与当时中国杜全局势的动荡和多变有密切关联，还与个人的学术背景和知识构成有极大关系。由于缺乏对中国政局的本质了解，此种政治思想的最后结果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关键词：李仲公 《晨钟报》 渐进 共和 　　中图分类号：1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3-1-6 　　 　　李仲公(1890－1978)，原名李其荃，字仲芸，贵阳人。早年肄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堂，191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研究系。1916年8月，参与创刊《晨钟报》(后更名《晨报》，进步党机关报)并担任编辑工作。就任《晨钟报》编辑期间，他以“仲公”的名义，先后在《晨钟报》上发表多篇文章。文章发表的时间段为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间，尤其集中于1916年下半年。1916年12月，孙洪伊因倾黎元洪反段祺瑞甚至欲取段而代之，被罢免，退出内阁，并于1917年初南下上海，继续从事反段斗争，作为“小孙派”骨干的李仲公随后亦追随其出走上海，从而淡出《晨钟报》的视野。从发表文章的类型来看，涉及社论、法言、时评等多个方面，主要为社论；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多为时事性较强的政论文章。这些文章，一方面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情结，同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早年的政治思想――主张渐进的共和。 　　 　　一 　　 　　作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研究系的高材生，李仲公汲取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中国实行渐进的共和。具体而言，赞成共和，反对帝制和君主立宪；实现共和只能通过渐进的道路，持新旧势力调和论；主张中心人物领导下的共和。 　　 　　(一)赞成共和，反对帝制和君主立宪。其一，指出共和必然战胜帝制。李仲公以法国革命为例，向国人介绍了法兰西人为取得共和的胜利“前仆后继”，即使巴黎街头“横尸喋血者殆百”，即使“变更国体者至三次”，通过共和与帝制之间艰苦的反复较量，一方面说明“共和缔造之艰”，帝制余孽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必有一番垂死挣扎；然而帝制与共和之间的较量无法避免，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遍及19世纪，涉及葡萄牙、墨西哥、俄国等大多数国家均面，临帝制与共和的殊死斗争，“虽穷极艰苦”，最终的胜利却“未有不归于共和”。其二，阐述发生于中国的帝制与共和之间的三次殊死较量，力证共和必胜。李仲公认为，20世纪的中国同样面临帝制与共和的殊死较量。他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为共和与帝制之间的第一次较量，共和胜；护国运动推翻袁世凯洪宪帝制为共和与帝制之间的第二次较量，仍是共和胜。他把讨伐张勋复辟称之为“共和与帝制之最后战争”，认为张勋之举“逆世界之大势，犯天下之人心，其必败?Z，可翘足待果也”。其三，指出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均不适于中国。无论是世界其他国家共和与帝制之争，或是中国国内的共和与帝制之争，其结果均以帝制失败而告终，此为“大势所趋”，由此可知，“一切腐败思想、复古主义与夫所谓虚君共和、君主立宪之绝不适于此后二十世纪之中国”。今后，“此种邪说谬论，其将绝迹，亦为必然”。究其原因。“王气尽矣，民权斯张”。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的进步，20世纪成为追求民主、共和、民权、平等的时代，任何试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邪说、谬论，都不可能有生存的土壤。 　　 　　(二)实现共和只能通过渐进的道路，持新旧势力调和论，这是李仲公渐进共和思想的核心?热荨Ｋ?首先阐述了新旧所指。他认为，“因历史利害关系之口同，因思想主张性质地位之各异”，新旧之派别有很大差异。何谓之新，何谓之旧?“顺世界新潮流以趋之者之谓新，否则旧；应於时势要求以改革之者之谓新，否则旧”。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主张趋新顺应世界潮流的改革者有之，而落后于时代持陈腐观点的保守势力同样大有人在，二者构成新旧势力的基本力量。新旧势力具有共存性。国家经历大变更之后，社会中的各种力量必然重新分化组合，“各种异性势力亦从而增加”，遵循天演之公例，承认差异，承认不同势力、思想、意志具有共存性，这是“群治演进之无可逃者”。在承认新旧势力共存的同时，阐述新必胜旧，强调新陈代谢之公理。认为新者因其为“国家新生命之所托”，“尝进尝胜”，旧者尤其是其中那部分“足为群治进化之梗”者，固“尝退而归于消灭”，这是新陈代谢的规律，“天演自有其功能”，是外力所不能改变的常经。如忽略此规律，一味试图以人谋或权力等外力去以新胜旧，反而可能导致“机智行而轧轹起，权力用而反动生”的后果。 　　其次，分析新旧为什么不调和。原因有二，其一，新旧势力不明新陈代谢之规律，盲目而妄动。“旧者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