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魏晋南北朝杂传中韵文使用及其价值.docVIP

略论魏晋南北朝杂传中韵文使用及其价值 　　摘要：魏晋南北朝杂传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传统，加入了诗歌辞赋、民谣谚语和骈文等韵文形式，形成了韵散结合的创作手法，这种创作手法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从史学方面来说，它从更广泛的层面和角度记载了历史，并为文学研究者和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从文学方面来说，它展示了各种韵文文体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情况，增强了杂传的艺术感染力，对于表现人物形象和叙述事件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对后世小说散文的撰写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杂传；韵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02-0088-03 　　 　　杂传是指正史列传以外的杂体人物传记。西汉末年，“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1］（P982）于是杂传文体得以确立。至魏晋南北朝，杂传创作迎来了鼎盛时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杂传创作虽不同于正史列传，但其作为“史官之末事”，无论是在写作体例还是传人手法等方面都深受正史列传的影响，在传记散文中加入韵文的使用即是其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中使用的韵文主要可分为诗歌辞赋、民谣谚语和骈文三大类，下面将对这三类韵文在魏晋南北朝杂传中的使用情况及其价值作简要探讨和论述。 　　一、诗歌辞赋 　　“诗言志，歌咏言”，诗歌历来是抒情言志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历史散文中插入诗歌的传统，早已有之，《左传》、《战国策》中引《诗》、用《诗》的情况就十分普遍，《史记》、《汉书》中载录诗歌的现象也多有所见，这对后代史传文学中诗歌的载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正史列传还是杂体传记都承续了古代叙事散文赋诗引诗的传统，虽然两者所选诗歌的范围和材料会有所不同，但却都是为传写人物服务，通过诗歌表达所传人物的心态、感情或是表现作者的写作风格、才能等。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歌系统中，四言诗和五言诗占据着主流地位，尤其是五言诗，无论是诗歌体式还是写作技巧在此一时期都得到显著发展，并不断成熟完善。魏晋南北朝杂传中也不乏五言诗的佳作。例如《名士传》中所载何晏的五言诗：“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2］（P535）何晏的这首诗颇具玄学意味，饱含忧患意识，表现了作者复杂的心理思想。何晏作为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自然羡慕无为自由的状态，如鸿鹄之逍遥游，但他也了解既已入世，便无复后退，所以尽管常感处境艰险，也只能如浮萍般随风吹送，随时世变幻。关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名士传》中亦有说明：“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2］（P534-53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惧而赋诗，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他当时忧虑不安、无可奈何的心境。又如《文士传》所载阮?r所造之歌曲：“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3］（P600）整首歌曲音韵和谐，语言优美，感情真挚，“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这两句充分表达了作者不愿为曹魏所用的心志。尽管这首诗是否为阮?r所作还颇受质疑，但如果仅从诗歌文体本身而言，确属上乘之作。五言诗而外，传统的四言诗依旧保持着其数量上的优势，与五言诗相抗衡，但此一时期四言诗的创作多是出于对经典的模仿，而较少新意和发展，略显缺乏生机，佳作殊稀。晋朝时，四言诗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一些酬唱赠答场合，这在杂传中亦有所反映，如《文士传》载：“桓?伯父乌（《太平御览》三百八十五作焉，此讹。）官至太尉，?年十二，在座，焉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异才，殊能作诗赋，各（据《御览》，当作客。）乃为诗曰:‘甘罗十二，杨乌九龄，昔有二子，今则桓生。’?即应声答曰：‘邈矣甘罗，超等绝伦，伊彼杨乌，命世称贤，嗟予?o弱，殊才伟年，仰惭二子，俯??过言。’”［4］（P544-545）这段文字记载了桓?与客人交往应答相互作诗的场景。客人首先为诗，以甘罗、杨乌为喻表达了对桓?才干的欣赏，桓?则应对自如，出口成章，表达了自己不敢与二子相媲美的谦虚态度。这首诗的引用有助于读者更真实地感受一个少年才子的形象。魏晋南北朝杂传中的四言诗还包括一种情况，即征引《诗经》篇章，这种引用的作用多是取类譬喻，援古证今，在此不再赘述。除了诗歌，辞赋是汉魏六朝另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关于史传与辞赋的关系，张新科先生认为：“史传与辞赋，一个求真实，一个务华丽；一个刻画人物，一个铺排事物，是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在唐前史传文学中，可以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5］(P247)魏晋南北朝杂传中也收录了一些辞赋作品，但数量较少，且多为咏物小赋，从而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抒情咏物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