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鹅湖之会及哲学诗化方法意义.docVIP

略论鹅湖之会及哲学诗化方法意义 　　一 　　 　　“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浙江金华的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出面邀集，意欲调解朱熹与陆九渊两派之间的学术争执，于是年四月下旬，吕祖谦至福建与朱熹相聚，五月底，朱熹陪同吕祖谦至江西上饶，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已是六月初。朱、陆双方辩论至“此月八日方分手而归”，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刘子澄、赵景明、赵景昭，陆氏门人朱亨道、邹斌，吕氏门人潘叔昌以及福建、浙江、江西的某些学者列席，算得上是中等规模的会议。当时的会议气氛比较紧张，双方各持其见。“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结果是不欢而散。鹅湖之争的中心问题是治学方法，涉及到哲学认识论问题。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辩论开始，是以诗的形式展开，以诗明道，诗与哲学相融通，这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其典型性。 　　朱、陆的鹅湖之争，首先从治学与修养方法上展开。朱熹认为一个圣贤之人，应格物致知，一旦豁然贯通了，就能处处符合天理。陆九渊则强调做人首先要“先立乎其大者”，就是说人的立场为第一，否定涵养修身。其实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是相通的。他们都讲“理”，一个在我心中，一个在我之外，其内容指封建纲常。陆九渊既讲“心即理也”，又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这个“心”，超出了个人之心的范围，也就向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了。朱熹既肯定“理”是不依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精神，又提出“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这样，朱熹的“理”同陆九渊的“心”，就殊途同归了。根据陆氏门人朱亨道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也就是说，朱熹着重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良知。陆九渊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不主张多做读书穷理的工夫，认为读书不是成为圣贤的必要途径。 　　在鹅湖会上，陆九渊之兄陆九龄做诗明确地表明他的观点：“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心。”诗的前两句说人有天赋道德之心，强调自古相传的不过就是这种本心。五、六句认为有天赋的本心，反对把力花费到注解诠释古代经典以探求精微大义上去。当陆九龄的诗念了一半，朱熹听出了意思，就对吕祖谦说“子寿(九龄字)早已上子静舡了也。”即指出陆九龄与陆九渊是同一观点。接着陆九渊又和陆九龄诗一首：“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陆九渊颇为狂妄自大，标榜自我为“真”学，而讥讽朱熹是“伪”学；宣扬“践履”务实才是靖国雪耻之道，指责朱熹的讲学传道是“屋中架屋”，是“支离事业”，无补于国事天下事。朱熹听了陆九渊的诗，大不高兴，讨论了三天，不欢而散。三年以后，朱熹和了陆氏兄弟一首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这三首诗辩论的主题是为学之方。朱熹的方法是教人按照《大学》的要求，从“格物致知”做起，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知识积累多后，自然达到“豁然贯通”的程度，然后由博返约，认识心中本具之理。陆九渊认为朱熹的这套方法未免太繁琐，因此，他主张应首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即首先树立伦理道德的本体，然后再去读书明理，就会一通百通了。对《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学问”，朱熹强调后半截，即“道学问”，陆九渊则强调“尊德性”这前半截。所以，陆讥朱太烦琐，即“教人为支离”；朱讥陆为“禅学”，即“教人为太简”。陆九龄认为，自古以来，圣人相传的“道统”就是“此心”。“此心”千古不磨，亘古皆同，离开“心”犹如“无址”而“成岑”，没有地基而构筑房屋。陆九渊认为自己的心学终究要长久流传，并能发扬光大；而朱熹的理学则是“支离事业”，毕竟要沉没。所谓“陆沉”、“支离事业”是对朱熹的治学方法繁琐的讥讽，而“易简工夫”是陆九渊的自诩。朱熹经过三年的考虑，坚持了自己的学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而且以“无言”之说，讥陆氏兄弟为“空门”。 　　这场辩论虽然没有涉及更多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也没有达到吕祖谦“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的初衷，但两家都明确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朱、陆治学方法的不同并非本质的歧异，而只是在如何去认识先验的理的途径上略有不同而已。当然，这与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联系，因而也表现了朱、陆之间哲学的基本分歧点。 　　“鹅湖之会”是吕祖谦以私人名义邀请召集的学术盛会，参加者多是当时学界名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