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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资本主义绝种实践 　　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采取和平改造的途径，使之变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就确定了的。使人们感到困惑的是，民族资本家何以能够接受改造，交出祖辈辛苦经营的工厂企业。而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中国，试图使资本主义绝种的做法，也并未达到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目的。 　　李维汉南下调查献策 　　 　　关于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具体途径，一直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在考虑的问题。陈云在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谈到调整公私关系问题时说：“只有在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1952年10月，周恩来在同若干资本家代表谈话时也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但整个来说，具体途径都还没摸透。 　　1953年3、4月间，中共中央指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包括有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负责人参加的调查组，到武汉、上海、无锡、常州、济南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形成《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5月27日，李维汉将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并毛泽东。 　　报告认为：经验似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报告建议：在目前集中地或着重地来解决我们同这一个主要部分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问题。 　　 　　李维汉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李维汉回忆说，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他，说这份报告“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刘少奇、周恩来看了这个报告，也都给予赞扬。刘少奇说，中央统战部的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周恩来说，我这段时间也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即李维汉――引者注）的报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向工商界人士阐明政策 　　为向工商界人士阐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他们的疑虑，1953年9月7日，毛泽东约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等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说明，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同时指出，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 　　 　　1953年10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的谈话，实际上成为这次工商联大会的指导思想。在大会开幕式上，大会主席陈叔通致开幕词，他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要为实行国家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向与会代表详细阐释过渡时期总路线;阐释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若干政策原则，以及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等问题。与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许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对于个人前途问题，代表们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国家的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可以“过文昭关”，不但将来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从而大大解除了他们的顾虑。11月12日，大会通过决议，郑重宣告接受和拥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会后，以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为内容，工商界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总路线的活动。 　　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长期战争破坏和帝国主义的封锁，民族工商业濒临困境，人民政府为扶持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但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很少。从1953年起逐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求把国民经济的一切活动纳入国家的计划，工商企业的供产销都由计划安排。因此，要求尽快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1953年秋冬，国家先后决定实行粮食和油料的计划收购（统购）和计划供应（统销）。1954年9月，又决定对棉花实行统购，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