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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关于人需要理论 　　摘要：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的文本，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指出人的需要范畴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正是从实践出发，马克思确定了人的需要的社会历史性，并第一次建构了“需要的社会体系”和“需要的历史序列”。文章在阐发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同时，对其同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和马斯洛的“似本能”的需要理论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关键词：人的需要；马克思；弗洛伊德；马斯洛 　　 　　一、幼虫与成虫：从罗素的一则“幽默”谈起 　　 　　1927年3月13日，纽约犹太人社会主义机关刊物《前进》杂志刊登了英国著名学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一篇讨论“为什么精神分析学如此受人欢迎”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罗素对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结论是这两种学说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因为马克思看重与自我保存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动机，而精神分析学则恰恰相反，强调通过繁殖与种的蕃衍发生联系的生物学动机。毫无疑问，双方的观点都是片面的，实际上两种动机都起着作用。” 　　接着，罗素便谈到了蜉蝣。蜉蝣在幼虫阶段只具有吃东西的器官，而没有恋爱的器官。但是变成成虫以后，却只能自由地使用生殖器官，而不再使用吸收营养的器官了。它并不需要后者，因为它在这个阶段只生存几个小时。说到这里，罗素便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蜉蝣能够进行理论思维，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他自己回答道：“蜉蝣在幼虫时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到了成虫时就会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 　　于是，在罗素眼里，马克思“这个不列颠博物馆的书蠹”，就成了“幼虫哲学”的真正代表者。 　　这个比喻，初看起来，确实够“幽默”的，可以博得一些读者的廉价笑声。不过稍稍回味一下，就会发觉真正可笑的并非“幼虫哲学家”马克思，而是这一“幽默”的制造者罗素本人。 　　因为向以数学大师、逻辑大师，并兼数理逻辑大师著称的罗素，理应是极其严密的(这三门学问都教我们严密)；但遗憾的是，这一比喻本身却不仅在推理上根本不合逻辑，而且在治学态度上也是极不严肃的。 　　首先，就逻辑来说，从“马克思看重经济动机”和“蜉蝣的幼虫只有吃东西的意识”这两个前提，不能推出“马克思主义=幼虫哲学”的结论。因为，“经济动机”属于社会性的动机，“食欲”(“吃东西的意识”)属于生物性动机，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这里用经济动机“与自我保存有极密切联系”来过渡也是非法的，因为“与一个东西有联系”不等于“是这个东西”。因此，如果说这一比喻中“弗洛伊德主义=成虫哲学”的结论还算符合逻辑的话(因为弗洛伊德确实强调的是人的“性本能”)，那么“马克思主义=幼虫哲学”的推理则是违反逻辑的。 　　其次，就治学态度来说也是极不严肃的。因为罗素本人十分清楚地知道，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食欲出发，把人归结为“饕餮之徒”的那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尽管他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归结为“经济唯物主义”，但他在自己的哲学史著作中也承认“只有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可以称为历史理论(尽管是在片面的形式下)的学说”，并声称这一学说对他写作该哲学史著作有相当大的启发作用。而在这里，不知他是忘掉了自己的评价和声明，还是为了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而故意无视这一切。 　　最后，即使就本能问题来说，他也应该知道，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除了食欲等等之外还有性本能。如果说罗素当时尚未读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它们是在1927年以后到30年代初发表的)，那么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要对马克思主义作负责任的评价，总该研究一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至少也应流览一下该书的“序言”。在那里，恩格斯不仅明确指出，作为历史基础的“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包括两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而且特别声明，这一观点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初就已包含于其中，并引用了“1846年旧稿”(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加以证明。当然，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的历史的生产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本身的生产”也是受社会历史制约的，但它毕竟是以人的性本能为其自然基础的。 　　不过，我们并不打算对罗素这个已流为历史笑柄的比喻作出全面评价，也不打算对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全面探讨。在这里引起我们兴趣的，只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对人的需要的性质及其在人的行为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上的看法。 　　与罗素不同，我们认为，在人的需要问题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关系起码应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17、18世纪以来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主义(“主智论”)的反叛者。他们都反对把人和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