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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目标价值取向历史反思 　　语言和文学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语文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受到的非议最多。“课程目标”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教育知识中的一种价值宣言，“课程标准”中的“目标”部分明示着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课程编制者对于课程的价值定位，其“内容”“纲要”及“要点”之类的部分则显示着课程被锁定的价值取向的基本架构[1]。对语文课程目标价值的深入探讨不仅有益于民族文化的弘扬，也能看出国家对课程价值取向的基本架构及变化的路径。 　　一、课程目标相关概念辨析 　　近百年来，关于语文课程目标的表述先后使用过“教育要义”、“教授要旨”、“教学目的”等名称[2]。不同术语对于我们理解课程目标会造成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教育目的、教学目标、课程目标加以辨析。 　　教育目的、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构成由上至下的层次关系。广义的教育目的指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对受教育者的期望和要求，狭义的教育目的指由国家提出的教育总目的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目标，以及课程与教学方面对所培养的人的要求[3]。课程目标指各个科目所规定的学生应达到的学业水平，是教育目的的具体化。教学目标是指教师在实施课程计划的过程中，对课堂教学活动的预期结果。教学目标是课程目标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课程目标的达成有赖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泰勒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指出，课程目标来源于学习的需求、社会需要和学科内容特点，需要运用哲学和心理学对目标进行选择。在哲学上，课程目标应该回答的问题是：理想的人是什么样的？理想的社会是怎样的？在心理学上，课程目标应该回答的问题是：学生发展的起点和动力是什么？什么样的课程适合这一年龄段的学生学习？[4]笔者认为，还应该从社会学角度来筛选课程目标：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谁会受益？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三个角度对课程目标的筛选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晰课程目标价值取向的过程。 　　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语文目标都体现着特定时期的教育目的和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对清末至今的语文课程目标的梳理，对于认定语文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确定语文课程目标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语文课程目标的历史回顾 　　清末列强入侵中国，中国社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教育问题受到重视，并随之推行教育改革。清末到民初这一时期，社会面临文化选择，展开中学西学之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怀疑“道本器末”，出现“弃经史章学之句，尽驱洋学”之势，泱泱大国的自信顷刻瓦解，教育陷入自卑之中。1903年由清朝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提出，中国文学“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并使习同行之官话，期于全国语言统一，民志因之团结”[5]。语文学科的内容主要是读经，目的在于巩固统治。 　　中华民国成立后，一批既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又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留学生被教育部吸纳，如蔡元培、胡适等，他们对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都有深刻的体悟，形成了积极反思教育的风气。在这一时期，语文（国文/国语）课程目标充分吸纳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语文课程目标考虑到语文学科的特点，既关注到学生兴趣与能力的培养，也关注到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1923年《小学国语课程纲要》的课程目标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1932年《小学课程标准国语》的目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表述：“练习运用国语，养成正确的听力和发表力；学习平易的语体文，欣赏儿童文学，培养阅读能力与兴趣；练习作文，养成发表情意的能力；练习写字，养成正确的书写能力。”[6] 　　建国后，我国进入全面学习苏联时期，中小学和高等教育均“以俄为师”，在教育领域凯洛夫的《教育学》对我国影响深远，强调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教育的价值取向来自于苏联。语文课程需要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集体主义精神，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爱护公共财物和坚韧、勇敢、谦逊、诚实、俭朴等品德，热爱祖国语言文学，提高认识能力，发展想象能力；培养正确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明辨是非、善恶观念和热烈的爱憎感情[6]。 　　文革期间全国没有统一的语文课程标准和课程目标，各地按照当时的政治思想路线自行编写教材，语文课程目标的德育功能发挥到极致，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工具”，语文课程目标的美育、智育要素被忽视，进入价值迷失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领域开始逐步肃清遗留的问题，重构语文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价值观一直贯穿在此后的语文改革中。1978年教学大纲的教学目的和要求为：从小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培养学生识字、看书、作文的能力，初步培养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1980年，小学语文教学“必须重视从小培养学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