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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权经济分析 　　摘要：传统民事诉讼理论在研究范式上存在较大的自我限定性，但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却是一个可能的理论拓展方向，不应排斥。诉权的经济分析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诉权的产生、存在或者消失，本文运用诸多例证，生动有趣地讨论了艰深且以传统方法难以取得进展的诉权理论。 　　关键词：诉权；经济分析；成本 　　中图分类号：D90―05 　　文献标识码：A 　　 　　诉权、诉讼标的、既判力、当事人、证明责任理论等，被视为民事诉讼法学的传统基本理论问题。这些论题如同塞壬女妖的歌声，吸引了众多富有才华的诉讼法学者，但其研究却大都无功而返。不仅如此，更为令人沮丧的是，据我所知，在这些理论兴起和展开的德国、日本，近五十年来这些理论的研究也几乎没有实质性进展。举例而言，证明责任理论迄今就未超越1900年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论》。 　　“无诉权便无民事诉讼”，“无诉权便无法官”，诸如此类的法律格言显示，诉权研究的意义不容置疑。就诉权理论而言，迄今为止，私法(实体)诉权说、公法诉权说(具体包括抽象诉权说、具体诉权说、司法请求权说、本案请求权说)、二元诉权论、诉权否认说、宪法诉权说等学说先后登场，但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决“为什么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这一核心问题。前苏联学者顾尔维奇1949年提出多元诉权说经多勃罗沃里斯基等人修正为二元诉权说在引人中国后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然而，其内在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实体诉权与诉权有关程序启动的基本含义没有本质联系，诉权的意义旨在启动和运行诉讼程序，尤其是解决何以提起诉讼的问题，而实体诉权只能在诉讼终结后方可查清；实体诉权与实体权利并无区别，引进实体诉权的概念便没有多大意义等。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程序保障的宪法化、国际化、社会化潮流而出现的宪法诉权说，虽然自称为新诉权理论，但究其实质，无非只是强调了诉权的重要性，将其上升为宪法权利。而且，这种观点尤其不能合理解释宪法上的诉权凭什么强制他人被动地接受裁判。既然有关诉权的理论研究毫无进展，则我们要么敬而远之，要么只能尝试变换角度来思考。诉权的经济分析，便是一个可能的方向，它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诉权的产生、存在或者消失的原因。 　　诉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法律所赋予的。法律为何赋予或不赋予诉权，当事人何时有诉权，何时无诉权，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适合用经济学来解释。实际上，诉权的产生、演变和消失蕴含着一种经济逻辑。何时拥有诉权，何为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何为可司法事项，什么是权利什么不是，是一个由立法机构代表国家考虑对社会冲突进行司法评价必要性和可能性而确定的实体法问题。转化成经济学语言就是，解决纠纷或提起诉讼，对于当事人和社会而言皆需耗费成本，即诉权被赋予给当事人时会涉及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问题。以成本分析为核心讨论诉权，主要是要考量赋予诉权时涉及的成本和可能的收益。赋予诉权意味着国家要投入司法成本，个人要投入私人成本；与之相应，不赋予诉权，可能导致私人权益的损失，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是否赋予诉权，在于两方面的利益权衡。诉权虽然是一个神圣的概念，但倘若成本过高，则不值得拥有。一般说来，只有使用诉权的成本与收益相匹配即符合效率原则时，诉权才会被赋予。 　　债权人拥有起诉借款人的诉权，所有权人拥有起诉财产损害者的诉权，夫妻双方皆享有起诉他方离婚的诉权，买卖双方各自享有因拖欠货款或质量瑕疵而起诉他方的诉权，出租人与承租人分别享有因拖欠租金或租赁物瑕疵而起诉他方的诉权……这些诉权的赋予是因为其有助于通过司法救济增进当事人的福利，维护社会秩序，即对当事人具有正效用，对社会具有正效益。凡是符合上述条件的，通常都应赋予诉权。 　　“法律不顾及琐碎之事”，这一有关诉权的古老的法律格言同样遵循着经济逻辑。当事人针对“琐碎之事”之所以不具备诉权，是因为倘若“琐碎之事”可诉，将会导致国家耗费过多的司法成本，也会令民众过度地陷于争讼，致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上升，最终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并且，纠纷细微，冲突程度较弱，即便不赋予诉权，当事人亦可容忍；相反，若纠纷足够“大”，则无法诉诸司法救济的当事人就更可能通过私力救济等途径解决，从而可能给社会带来更高的成本。 　　政治争议关系国计民生，若通过司法顺利解决，将有助于社会稳定，甚至促进社会发展，但此类争议通常不具备诉权。这是因为，政治争议涉及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倘若法院主管此类事件，不仅会耗费过高成本，而且很难实效性地解决纠纷即产生社会收益，还往往可能卷入政治的漩涡，甚至令自身不保。 　　尽管《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理”，但它显然是一项不言自明的原则。这一原则也体现了经济逻辑。其含义有二：一是诉讼系属效力，即禁止双重起诉；二是判决的既判力，即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已判决的同一案件再行起诉。之所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