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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新村运动冷思考 　　摘要：我国在学习韩国新村运动时存在两个认识误区：一是认为其发动背景与我国农村相似，二是认为韩国农村今天的成就都要归功于新村运动。其实，我国农村与韩国新村运动前的农村差别较大，而更接近于运动后的状况，并且新村运动本身具有强烈的阶段性。我们必须看到两国农村发展阶段的异同，全面吸取新村运动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新村运动；新农村建设；认识误区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7-0140 　　 　　三年前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学习韩国新村运动的热潮。学者们众口一词主张学习韩国新村运动，从村官到京官的各级官员纷纷赴韩“考察”。大家似乎找到了新农村建设的捷径。时至今日。无论是学界还是官方，都极少听到学习韩国经验的说法了。学习韩国新村运动本身已经变成了一场“运动”：热火朝天开幕，冷冷清清收场。 　　从“韩流”到“寒流”，暴露了我们学习韩国经验中的许多问题。其中当然不排除学习方式的问题，然而更本质的是我们对新村运动还存在某些认识误区。这些误区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后果，一方面，让我们在学习韩国经验时过于急功近利，照抄照搬；另一方面，发现难以照抄时将其彻底遗忘。事实上，韩国新村运动中既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也有我们新农村建设应该竭力避免的错误做法。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韩国新村运动遭遇冷落之后进行一次冷静思考，重新认识它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误区一：新村运动的发动背景与我国现状相似 　　 　　有学者认为，新村运动值得学习的假设是中韩国情相似：一是生产力水平相当。二是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三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四是共同的东方文化背景，五是自上而下的发起模式。但由此得出新村运动可在我国推广还是略显武断。 　　首先，从当时的社会心理背景来说，韩国人陷于绝望的宿命论之中，新村运动就是要打破这种宿命观念，树立自助精神。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农民生活状况非常恶劣，80％的农户都被高利贷所困，年息甚至超过了50％。村民在漫长的冬季无事可做，只能喝酒打牌度日，他们完全被宿命和绝望的情绪所笼罩，看不到丝毫希望。不断增长的债务被认为是农民宿命论的主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朴正熙总统曾经尝试过两种方案：一是用财政资金来偿还农民贷款，但有限的国家财力根本无法偿还所有农民的贷款；二是通过“国家重建运动”激发农民的自助精神，结果发现所投资金大部分都用在了工资开支上。与巨大的组织成本相比，农民对纯粹的生活伦理道德教育的热情并不高。虽然这些尝试都无果而终，但朴正熙却从中得出教训：纯粹的精神运动并不能激发农民的自助精神。要想改善农民的精神状态，必须引导农民参加建设项目，在乡村建设中树立自助精神。 　　其次，从当时的经济背景来说。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一定的城乡差距、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等四大因素是新村运动发起的原因和条件。第一，新村运动前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缺乏发展的希望。250万农户中大约有80％住茅草屋，20％的农户通电，连接乡村的道路大多没有修好，5万个自然村中只有60％能通汽车，1970年农村人均收入只有137美元。“住茅草屋，点煤油灯”经常被用来描述当时韩国农村贫穷的生活状态。第二，存在一定的城乡差距。朝鲜战争结束之初，城乡同样贫困，几乎没有任何城乡差距。1963年国家发展战略由重在发展农业和恢复经济的内向型战略改为重在发展制造业和出口的外向型战略后，工农业之间即城乡之间收入差异开始显现。农户与城市居户的收入比例从1965年的99.1％降到了1967年的59.6％。第三，政府完全主导全国的经济运行。按照韩国人的说法，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公司，总统是总经理，政府是管理机构，各个企业只是生产车间或销售机构。第四，市场经济起步阶段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极低。这从新村运动中成绩最显著的乡村道路修筑中可以证实。新村项目中没有资金用来补偿由此造成的土地和房屋损失，当时只好通过开会讨论的方式决定哪家的多少房屋和土地用作修路。农民修路贡献的劳动力也完全免费。其他乡村建设项目如替换茅屋顶、改善饮水系统、修建会堂等也大都是如此完成的。 　　第三，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来说，韩国已经确立了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多党制与总统直选制，这是朴正熙发动新村运动的根本原因。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军事政变后，成立了以少壮派军人为主体的军事政权。但迫于民众及美国的压力，他制定了新宪法，恢复了一人一票普选制、多党制和总统直选。对于政变上台的朴正熙而言，改善政权的合法性显得尤为迫切。他解释说，“除非让人民看到成绩，否则人民是不会合作的。”尽管朴正熙自称“贫民之子”，但执政之初的经济政策并不受农民欢迎。1964年金融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