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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人道主义承接价值观抑或历史观 　　摘　要　人道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关系之谜”在经过三次大的论争后，仍然有诸多问题有待澄清。马克思一生在价值观上都认同人道主义，但是在历史观上对待人道主义却存在着一个“断裂”。在明晰马克思终生关切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基础上，面对当前对马克思哲学解读的种种误读，应当提出“马克思立场”解读模式。 　　关键词　马克思；人道主义；价值取向 　　 　　近年来，在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界出现了“西马化”的解读模式以及“生存论”、“日常生活世界批判”、“文化哲学”等诸多的研究路径。其中有一条明确的逻辑，即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扬弃直至人性复归的历史，并把马克思哲学的功能就限定在批判异化现象，呼唤人性复归。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人道主义思潮在当下的凸现，是值得认可的。但只限于价值观层面的认可，绝不是在历史观上抹杀人道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界限。 　　 　　一、人道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关系的学界论争 　　 　　人道主义一直以来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禁区”，少有学者正面指认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倾向。在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我们对人道主义采取的方式是全盘否定，其主要理由是限于历史观来理解人道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原则性对立或不可调和性。这样也就否认了人道主义在另一个方面，即在价值观上，马克思对于人道主义的承接，进而甚至出现了违反马克思应有的立场来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现象。同样，在哲学史上，也出现了以人道主义为指导思想想替代唯物史观的种种思潮。 　　首先，20世纪早期，以卢卡奇、柯尔施为首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卢卡奇在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现象是“物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理论创见，文中对于“物化”的使用竟然与10年以后才得以问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异化观”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其中卢卡奇还没有把异化与物化严格区别开来，没有也不可能揭示造成异化的根源，这就给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以及对于人类历史之谜作了人道主义的阐释，试图在历史观上把马克思哲学阐释为人道主义思想。这不仅被后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利用，而且以此为起点，逐一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强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其中人道主义的挖掘呈现了多种路径，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莱辛的“性革命”理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就是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扬弃直至人性复归的历史。把马克思的实践问题再回归到哲学问题，自然也就回到了早年马克思对哲学“肯定时期”，即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对于“类本质哲学”的认可，这样唯物史观被人道主义掩盖，高呼人道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自觉反省并脱离苏联的列宁主义强大意识形态震慑时，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审视理论、发展理论的勇气，更为重要的是给世人指认了解读马克思文本的一条宝贵路径。 　　其次，在20世纪中期，苏联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人道主义思潮。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执政后因不满意斯大林钦定的马克思哲学框架，并在宣扬全人类利益的人道主义思潮下全面否定斯大林主义，彻底抛弃斯大林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本有”的基本理论，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的利益的口号，宣扬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赫鲁晓夫凭借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使得苏联理论界掀起了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形成了遥相呼应的局面。他们以抽象的人、人性和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分析当时的苏联现实，这样，在历史观的视域内抛弃了基本的唯物史观原则，以人道主义替代了历史的分析方法。至今在解体后的俄罗斯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但是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冷战局势使得苏联陷入了亡党、亡国的“解体”局面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此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人道主义在何种意义上予以认可、何种程度上予以否认敲响了警钟。 　　最后，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围绕人道主义是否是唯心史观开展了争论。一批坚守唯物史观的学者持着“大拒绝”的态度，认定人道主义本质就是唯心史观。另一批学者则努力揭示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内涵，并开始在价值观与历史观的双重视角下来审视人道主义。在20世纪80年初期，周扬在一篇名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文章中提出，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开启了国内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该文不赞成将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显然这里是对“大拒绝”态度的强烈回应，否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