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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管理产生纠纷原因及其化解对策 　　[摘 要]高校是育人场所，肩负着为社会发展培养后继之人的重任。学校行使管理与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教育和管理必须以受教育者的完善和发展为根本，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正确对待学生在校期间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正视高校与学生可能产生的纠纷，正确化解双方的矛盾。 　　[关键词]学生管理 纠纷 化解的对策 　　 　　近年来，许多被高等学校处分退学的学生纷纷将母校告上了法庭，掀起了一阵沸沸扬扬的有关高校诉讼浪潮，如：田永控诉《北京科技大学》案、黄渊虎控诉《武汉大学》案等。在这一系列案件当中，绝大多数起诉都被法院以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为由予以驳回，原告的诉讼多以失败而告终，使得本已恶化的校生关系变得岌岌可危了。是什么原因引起高校与学生产生纠纷？如何规范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学生与高校的矛盾通过哪些有效的渠道消解？它不仅关系到保护公民受教育权利，而且关系到高校的长远发展，司法的中立的权威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一、高校学生管理产生纠纷及败诉的原因 　　（一）校纪校风管理缺乏对学生的尊重意识 　　由于计划经济年代行政管理的思维尚未改变，直到目前为止，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员在对待学生管理的问题上往往将学生当成受教育的客体，根本不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人格。例如据报载某学生在毕业时学校拒不发给其毕业证与学位证，理由是他曾经考试作弊已被取消学籍。当这位同学四处申诉，国家教委为此专门发文，指出该校对该生处分不恰当时，该校的负责人却坚持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该生必须回去参加高考，只要考上，学校马上给他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单从语气与内容上看，则完全不是一种平等的姿态，明明是自己错误处理，还逼迫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从中可窥视计划经济年代某些行政官员的作风。 　　再如田永控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这种不直接向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的做法，从另一角度来看，是对犯错误同学的极不尊重。 　　（二）违纪处分规定有失法准，缺乏人文关怀意识 　　高校有关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但总的特征是抽象、笼统、粗糙，甚至处分规定本身就不合法。例如，某高校学生守则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一经发现，自动停学一年，回家参加劳动，到期后凭借家庭所在地基层组织或父母单位出具的证明回校继续学习。这种变相的“劳教”或“劳改”的规定本身就是违法的，高校根本无权做出此类规定。甚至有些高校对作弊的考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我们姑且不论高考的过程对考生来说是如何的艰辛，考上大学是如何的来之不易，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对学生来说往往命运与前途毁于一旦，如此规定是否违反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的宗旨呢？况且处分规定的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的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29条规定应给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之中，并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作弊应给予退学的规定；第63条规定“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可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前提应是高等学校的“学校纪律”规定的本身应该符合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不能在法律规定之外任意扩大，自我授权。田永控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学校败诉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规定有失法准，对违纪学生不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教育，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而是一棒子打死，这种做法有悖教育的初衷。 　　（三）校纪处分定性不准，缺乏证据意识 　　在现实工作中，学校管理者和直接从事学生教育管理的部门，成天忙于事务性工作，很多事情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尤其是在学生犯错误对其处理过程中，根本不谈什么证据，也不愿意搜集证据，认为自己的学生，对其批评教育还需要什么证据，也不是打官司，所以根本就不去做这样的工作，导致学生处理过程中问题不断。例如在田永一案中，北京科技大学在庭审中才提供了其自行调取的有关老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学生登记卡等证据，因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中的被告不得在诉讼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取证的法律规定，故法院对之未予采纳，败诉是必然的。学校管理者处分学生不仅证据意识淡薄，更要命的是处分定性不准，授人以柄。如，重庆某大学女生李某与其大学生男友张某在外出旅游途中同居，导致其怀孕。事情发生后，学校依据该校《违纪学生处罚条例》中关于“道德败坏，品行恶劣”，“发生不正当性行为，给予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籍处分”的规定，给予两名当事学生勒令退学的处分。两名学生则以“定性错误，于法无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