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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诺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研究中融通 　　[摘要]理论界过去在马克思制度理论与诺斯制度理论的比较中，侧重二者的差异研究，往往把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尽管他们研究主题的差异决定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但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研究视野出发，可以发现二者在方法论和研究基础上存在着融通的必要性。第一，研究方法论融通的必要性。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研究中，马克思和诺斯都注重制度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现实分析方法。第二，研究基础融通的必要性。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是诺斯制度理论的3块基石，而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之所以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最有说服力，正是因为它包括了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着重分析社会基本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宏观性、长期性，诺斯着重研究在现存制度前提下的制度、组织结构及其效率问题，补充和完善了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实证性分析框架，使制度变迁理论更接近现实。 　　[关键词]马克思；诺斯；制度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融通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4-0017-06 　　 　　诺斯称马克思是“现代经济思想的智力上的先驭者”，他自己在思索影响经济绩效的最终根源问题时，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同时，诺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制度，还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并且对长期变化给出了一种解释，但他们的模型有太多瑕疵。把阶级看成是分析的基本单位，没能把人口变动作为变化的源泉等，是其主要缺陷”，并认为“马克思的故事却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结局，当然，这种制度分析也从未保证过一定会有一个快乐的结局”。诺斯对马克思看似矛盾的评论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认为，尽管他们研究主题的差异决定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但从方法论角度发现二者都具有合理性，理论界过去注重他们比较研究中的差异，往往把二者对立起来，本文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视野出发，对二者在方法论和研究基础上融通的必要性作出分析。 　　 　　一、研究方法论融通的必要性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研究中，马克思和诺斯在总体方法论上具有融通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注重制度分析方法。他们都强调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与制度有直接关系。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限制下进行的，制度不同其效率也是不同的；诺斯批评过去的理论有缺陷地把制度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认为制度安排直接影响着经济绩效，显然是受到马克思制度理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制度研究的前提下，一方面，他们在制度研究层面上具有互补性。马克思更关注社会基本制度，即决定社会基本性质、规定和反映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经济关系的宏观制度，尽管他对未来社会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但对经济运行层面的制度如何演变的问题却没有深入探讨。诺斯则更关注在一个宏观基本制度结构确定的社会里的运行层面的制度，即反映和规定资源配置、直接影响经济效率提高的制度，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研究中，以马克思对社会基本制度的研究为指导，运用诺斯关于运行层面的制度研究为工具，能够使制度研究做到宏观方向与微观运行的真正统一。另一方面，他们在制度研究前提上具有互补性。马克思认为制度是维护一定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它的本质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他从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性质出发，提出制度研究的两个假设前提即生产的社会性以及利益的矛盾性，这两个前提显然是制度研究的根本的、具有普适性的前提。诺斯从人的自利和机会主义等行为特征出发作出制度研究的3个假设前提即有限理性、目标函数最大化、机会主义，这3个前提则是制度研究中具体的、具有客观性的前提。马克思和诺斯分别从根本和具体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诺斯的前提是对马克思前提的细化，在社会主义制度研究中，把二者结合起来，能够使制度研究把社会条件的客观性与个人发展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做到普遍与具体的真正统一。最后，他们在制度的效率评判上具有互补性。马克思以制度是否适应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作为评价标准，“适应”标准具有原则性，能深刻反映制度的本质，但有抽象的缺憾。诺斯把制度与经济绩效联系起来，以制度是否提高经济绩效作为评价标准，是对马克思的“适应”标准的具体化，从经济制度角度讲，制度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具体地体现在是否促进经济的发展。把二者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从抽象层面到操作层面对制度的性质和作用进行全面把握，做到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第二，注重历史分析方法。一方面，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他们都认为制度变迁的轨迹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制度变迁都是在一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