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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对陶渊明归隐影响 　　摘 要：陶渊明的归隐历来引人注目，对其归隐进行探讨的文章更是层出不穷，但大多仅从儒家思想出发。魏晋时期玄学思想炽畅，处于那个时代的陶渊明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本文在玄风盛行的大背景下，结合其时仕时隐的经历，并与玄学名士对比，探索玄学对陶渊明归隐的影响。 　　关键词：陶渊明 魏晋玄学 归隐 　　 　　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颇显特殊的时期。从建安到隋建立，三百余年战乱频仍、王朝迭替，在这种动荡的情况下，魏晋士人迎来了一个思想解放、文学自觉的辉煌时期。魏晋士人对宇宙、人生、人的思维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形成了那一时期独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魏晋玄学。 　　玄学丰富了哲学，影响了文学。玄学的人生观、本体论、思维方式、审美意识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时期的文学作品深广地反映了玄风影响下魏晋士人的性格和心态：有的任诞放达、性情率真，有的淡泊宦情、冥于自然，有的情趣高雅、风度超逸。魏末以来，士人开始思考人的价值，呼唤人性的觉醒，追求精神的自由。从阮籍、嵇康到左思、刘琨再到兰亭名士，都在努力追求如何实现自身价值，但并没有达到老庄的玄学理想人生境界，直到陶渊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既能得到精神自由，又能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成为士人中最特殊的一个。本文旨在把陶渊明放在玄学大背景中，联系其经历，比较他与名士的异同，探寻玄学对其归隐的影响。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初仕，任江州祭酒，不久辞职。《宋书》、《南史》、《晋书》都说他“不堪吏职”而归。《饮酒?十九》：“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此诗言及初仕辞归之事，《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联系陶渊明之后又“仕”，可以看出辞江州祭酒时和杨朱一样内心很矛盾。 　　五年后，陶渊明入荆州刺史桓玄幕。他在《辛丑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写道：“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颇有无可奈何之感，他更加厌恶世俗，流露出归隐的想法，虽然还是回到了桓玄身边，但比之辞江州祭酒时的矛盾，却有一种深切的痛苦。隆安五年冬，陶母卒，守丧期间，桓玄篡晋，这又打击了陶渊明，遂再隐。 　　元兴三年（404年）六月，陶渊明第三次出仕作刘裕的参军。刘裕平定了桓玄之乱，这给陶渊明带来了一丝济世的希望。此时的他振作精神，欲有所作为，但心有余悸，所以说：“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始作镇军参经曲阿作》）谁料刘裕独揽大权，心怀叵测，不到一年，陶就改任建威将军参军。《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写道：“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归隐之意几定。是年八月，被任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去职而归，从此过上了隐居的田园生活。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政权迭变、战乱未绝、世风奢靡，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匡时济世是根本行不通的。他虽也曾“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杂诗?五》），面对黑暗、混乱的时局，不能建功立业，他就归隐田园修身养性，另辟佳途实现理想。陶渊明守志弃官的抉择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但更可贵的是他在劳动之中找到了快乐，并且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成为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 　　玄学思潮对士人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产生消极影响，有的积极思考人的价值，探索人生的意义，而有的则转向放纵奢靡、追求享乐，将人的价值完全降到物质和形体层面。陶渊明接受了玄学思潮的优秀一面，并结合自身将其发扬。下文选择玄学发展不同阶段的名士同陶渊明作对比，看一看他独特的文人品格。 　　 　　一、陶渊明对嵇康和阮籍的继承、发展和超越 　　 　　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追求内在人格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超越。他们向往超然物外、逍遥于世。冯友兰指出嵇康的两层精神境界：第一层是不受社会名教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不以社会的是非好恶为怀，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活，这样才能越名教而任自然；第二层就人与物、与宇宙的关系而言，要做超然自得，齐物我，同贵贱，无欲无求，体亮心达，这样才能物我一体，超越自我，与天地一体。嵇康追求自由自在、闲恬愉悦、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高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大旗，公开和司马氏对着干，这当然不为所容，更关键的是他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那种高雅生活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都是空谈，只能促成其人生的悲剧。阮籍处于高洁与污俗之间，在矛盾和苦闷中寻求出路。他内心深处鄙视名教礼俗之人，可是只能“发言玄远”、“嗜酒荒放”，采用消极的抵抗来保持自身的高洁。《咏怀?三十三》：“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正是他内心痛苦的写照。光靠消极地虚与委蛇，并不能解决精神的痛苦，阮籍只是在追求一个非常遥远的仙境。 　　阮籍、嵇康都在追求精神自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