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多样化改革中单科招考必要性与制度设计.docVIP

高考多样化改革中单科招考必要性与制度设计 　　[摘要]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学校分层、分类办学趋势明显，高考功能从选拔性向适应性转变，高考多样化改革势在必行的背景下，可以尝试在文理分科的前提下增加单科招考，选拔在个别科目上有特别天赋而其他科目“短腿”的学生进入研究性大学，以满足广大偏科学生的需求，为高校选拔英才，为科学创新奠定基础。单科招考有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进行有效控制。 　　[关键词]高考改革 录取多样化 单科招考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3-0029-05 　　一、单科招考的基础：高考录取多样化改革 　　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有一重要论断：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趋势面前，高考改革的方向必然是从选拔性考试走向适应性考试①。随着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发展特点的凸显，这一论断的预见性愈发明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也提出要“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高等学校分层次办学与大学入学率的普遍提高意味着高考所承担的任务必须有所改变。从理论上讲，“人才类型决定科目设置和测评方式”，既然高校是分类别、分专业办学，高考在选拔人才时就需要起到分类的作用，不然便会产生“选择性失当”。随着入学率的攀升，高考的选拔作用会逐渐被分类作用所替代。既然是适应性分类考试，必然不能用统一化的标准。这就指出了未来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由标准统一化向标准多样化转变。在统一高考的框架下，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在文理分科双元考试结构中增加其他类型的招考标准，以满足不同天赋特点学生求学的需要，不拘一格选拔各类人才。这也是现代社会职业分化、学科分化的必然要求。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主持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重大课题中，明确提出了“分类考试”的主张，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庞大，不同学校办学层次、目标定位不同，决定了考试选拔模式的不同。考试录取方式应该与办学的多层次性、多类型性相适应。一张试卷既选拔科技、学术精英，又选拔高技能劳动者，很难同时兼顾……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加快分层次选拔录取改革的迫切性会越来越突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分类多样化录取与以往所谈多元录取不同，属于两种改革思路。 　　以往谈到标准多样化，人们总容易将其与标准综合化、多元化混为一谈，然而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分类考试取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后者是全面取才，看重所谓学科综合素质；前者在制度设计上以某一项才智为独立标准，后者以各种才智的综合化为标准。关于后者，大陆和台湾地区在多年的考试改革中实践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就大陆而言，上世纪末以来中小学校呼吁素质教育，高校大搞通识教育。可从中小学到大学，改革的结果是学生在综合化标准考试面前疲于应付、虚与委蛇、劳心费神，培养综合学科素养与提高人格修养的目的被集体遗忘，只加重了学生负担、强化了学习的功利色彩。很多在某一方面有特殊才智和天赋的学生因为遭遇综合化考试标准而被扼杀，只因某一学科的“短腿”而根本进不了一流大学深造，最终草草了结自己的天赋，别选他业终了此生。这既是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社会的巨大才智损失。就台湾地区而言，从2002年开始，全面改革联考制度，实行“大学多元入学方案”，打破一考定终身的传统考试模式，扩大大学招生自主权，统考之外实行各类保送、推荐制度。然而，这种以破坏统考制度为手段的改革却最终导致了招生腐败和普遍民怨，多元入学成了“多钱入学”和“多元压力”。评论指出，它“制造出了一个比联考更大的恶魔，必须由家长的金钱和社会关系垫底，必须让孩子痛苦一个三年，然后再一个三年。”总体看来，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素质全面发展的理念因拗不过硬性制度而终成“假素质”、“假通识”；而以破坏考试公平性为代价的制度改革多少有点矫枉过正、因噎废食，终至百弊丛生，危害甚巨。 　　鉴于此，本文主张的多样化是在统一高考框架下标准的分类而不是标准的综合，不是以往所谓的多元化。高考改革须从改革考试方法和录取标准人手，可以让分科目、分科类等多样化的考试类别在文理大分科的局面中也占一席之地。每个人有不同的天赋特点、不同的倾向性，也存在不同的弱点，但不能因为其存在某方面的弱势就否认其天才的一面。数学不好的人没必要适用数学的标准，语言天赋有欠缺的人也不一定非要学英语，只要他们有一方面是卓越的、超乎常人的，就可以称其为可塑的人才，就应该有适应他们的标准。让这一类人在一个标准下竞争，别的类型在别种标准下竞争，这不但无损于公平的价值，相反，正是对公平理念的深层次追求。发源于美国的教育平权运动表面上看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