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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仰与法律效力问题 自从美国学者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一书传入中国后，法律与信仰问题便成了我国法学界 经久不息的话题。赞成者认为我国法治不彰的主要原 因就是因为国人缺少对法律的信仰，因此树立对法律 的信仰便成为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反对者认为法律 信仰根本就是一种臆想，在东西方都不可能实现。但 是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既没有仔细考察法律本 身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与法律信仰的关系，也没有仔 细考察人本身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与法律信仰的关 系。法律自身的某些先天不足使得法律无法享有被信 仰的殊荣，然而人自身的某些特点又使得人总是无法 与信仰绝缘，所以在法律与人的关联中信仰总是无法 被忽略的，人总是在某种信仰的前见中看待法律的， 正是人的在法律之外的某种信仰决定着其对待法律的 根本态度。 关键词信仰法律效力法治 雷绍玲，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副教 授，研究方向：法理学、法律职业教育教学。 D90 ADOI： 10.19387/j.cnki.l009-0592.2016.10.153 自从有法律以来，法律的效力问题始终都是一个 令人烦躁不安的问题。“使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遵 守”，始终都是立法者和执法者孜孜以求的最低目标， 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从来没有人能交上“最后的” 答卷。对于已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当下的中国来 说，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有法不依正挑战 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人们对法律的信心正为此受到 不断地蚕食。所以，如何使我们已制定的法律产生普 遍的效力是建设和谐有序的社会无法绕过的问题。为 保证法律产生理想的效力，人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方 案。如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法律实施；用制定最大限 度满足人们需要的法律来保证法律得到实施；用分权 制衡来保证法律的实施；用普法宣传来保证法律的实 施等等。而其中，随着美国学者伯尔曼教授的《法律 与宗教》一书的问世，他所提出的“法律应该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使人们在探讨法律效力问题时似 乎又看到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伯尔曼清楚地指明， 他之所以慎重其事地将法律与宗教信仰相勾连，因为 他看到了当时他所身处的美国，人们正日渐失去对法 律的信任，而且他认为之所以如此，“便是法律与宗教 的截然分离”故此，他认为，“没有对法律中的宗 的截然分离” 故此，他认为，“没有对法律中的宗 教要素予以充分的注意，我们就消除了它实施正义的 能力，可能甚至夺去了它生存的能力。”所以，伯尔 曼在他的一系列的法律与宗教的著作中，都秉持其用 宗教来拯救法律的信念。当伯尔曼的著作介绍到中国 后，立刻引起了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反响。只是我国 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其视阈与伯尔曼已经有所不 同。我国学者将伯尔曼的“宗教信仰”视阈扩展为整 个信仰，我们是在“信仰与法律”的角度来探讨法律 的效力问题，而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与法律效力问题。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我国法学界 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二大派。一派接过伯尔曼的观点， 承认信仰对法律的重要性，并把缺乏对法律的信仰视 为我国法治不彰的重要原因，正如陈金钊所言：“其实 法律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够）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 是官员和公众普遍存在的对法律信仰不够（当然，我 们也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存在）”；范进学也同样认为：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何在？是有法不依、执法 不严、违法不究，还是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 法、以权废法？在笔者看来，上述问题仅是中国法治 建设的表层特征的一个反映，是当前中国历史的、社 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传统文化的以及道德的诸多 因素整合的内在矛盾的外观。这一闲境也可归结为法 律不被信仰。” 一句话，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形同虚设”成为赞同派建造我国法治大厦的共 同基石。而反对派则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对比西方 国家，宗教对中国法律与社会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明显。 忽略了伯尔曼所提出‘法律应该被信仰，否则它将形 同虚设’的背景，盲目要求人们信仰法律可能会对这 个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造成危害。”更有论者认为 “‘法律信仰’一词在当今中国早已成为一个几乎人人 称颂的概念，但在这个初看起来似乎极有利于中国法 制建设的概念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这种危险 就是对自由这个人类基本权利的侵犯。所以法律信仰 的呼唤是中国人面对法律现状一种绝望的表现，这不 但不是如哈特所说的以‘内在观点’服从法律，反而 是受法律现实强迫的一种反应。”结论就是“所以， 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首先应该树立法律权威和法 律至上的观念，而莫妄谈法律信仰”。“法律信仰不 仅在实践层面上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在理论上也 存在着问题。换言之，法律信仰本身在理论上就是不 可欲的。”甚至干脆断言“‘法律信仰’是缺乏论证的 臆想，在西方不可能成为事实，在中国也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