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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融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认定 　　刑法理论通说和实践部门一致认为，贷款人在贷款过程中使用了虚假的方法，但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属于一般的金融违法行为，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因此，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成为区分贷款诈骗罪与贷款违法行为的关键。然而，在办理具体的贷款诈骗犯罪案件时，司法机关经常面临着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认定难题，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有无，也往往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因此，如何认定贷款诈骗犯罪案件中的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 　　 　　一、观点争论及评析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学界存在分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不同见解： 　　(一)刑法规定推定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只要具备刑法第193条列举的5种情况之一的即构成贷款诈骗罪，而不应再考虑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这五种情况是：(1)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3)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4)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5)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1] 　　(二)司法解释推定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根据199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进行推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明确指出，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便可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假冒他人名义贷款的；贷款后携款潜逃的；未将贷款按贷款用途使用，而是用于挥霍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改变贷款用途，将贷款用于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使用贷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隐瞒贷款去向，贷款到期后拒不偿还的；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造成重大损失，致使贷款无力偿还的；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2] 　　(三)主客观一致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3]论者进一步指出，“司法解释推定说”运用一些“无法偿还”、“拒不偿还”的事实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一种由果溯因的反推思维模式。在非法占有目的这个“因”与未返还这个“果”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仅仅根据没返还的事实并不一定得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 　　上述观点孰是孰非？在笔者看来，“刑法规定推定说”显然欠妥。这是因为，立法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和人类活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犯罪构成要件行为本身都无法必然包含某种特定犯罪目的。可见第一种观点是不切实际的，此为其一。其二，“刑法规定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按照“刑法规定推定说”的理解，只要行为人在贷款过程中采用了法定的欺诈手段取得贷款的就可构成贷款诈骗罪。析言之，只要行为人采用了下列法定欺诈手段之一即可成立贷款诈骗罪，实施法定欺诈手段就意味着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换句话说，这种观点是在主张，构成贷款诈骗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在我们看来，如果具备刑法第193条列举的5种情况之一即构成贷款诈骗罪的话，在立法技术上就完全没有必要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文予以规定。其三，在贷款诈骗过程中采用了法定的欺诈手段取得贷款，并不能得出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结论。 　　“主客观一致说”同样值得商榷。这主要表现在：它否定了刑事推定存在的必要性。我们不难看出，“主客观一致说”对刑事推定进行否定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基础事实并不能必然得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结论。二是刑事推定违背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但是，在笔者看来，论者所持的两点理由都不成立。一方面，基础事实并不能得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固然是刑事推定的不足。但是这种不足完全可以借助于其他的制度设计来弥补而且这点不足与其存在的实践价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另一方面，刑事推定的基本价值就在于通过考察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我们怎么能说推行刑事推定制度会违背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呢？ 　　事实上，刑事推定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这是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事实，不可能被人们直接观察到，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也无法用仪器进行测算，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行为人客观方面的外部表现进行把握。也就是说，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往往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司法机关难以直截了当的作出准确判定。针对这一认定难题，有必要运用刑事推定的方法予以解决。所谓推定，是指根据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基于某一确定的事实而推断另一不明事实的存在。刑事推定的法律实质就在于改变传统的、一般意义上用证据直接证明犯罪事实的做法，当不存在直接证据或者仅凭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时，通过间接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常态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