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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音乐美学思想思辨性 　　摘 要：简单地说， “思辨”一词可以理解为通过思考、论证来辩证地看待问题。曾经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强调的是规范、同一、权威，注重整体、讲求尊崇，因此片面地判断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从整体上来看是缺乏思辨性的，但实际上哲学思想总是思辨的。中国古代有许多思想家、哲学家的观念并不缺乏思辨性，这种思辨思想透过他们的言论、文赋显现出来，苏轼也是其中一人。本文从苏轼和其与音乐有关的文学作品入手，从主客观的关系、审美观念的思辨性、矛盾的关系等方面论述苏轼音乐美学思想的思辨性。 　　关键词：音乐美学思想；思辨性；主客观关系；审美观念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0）03-0067-03 　　 　　鲍桑葵《美学史》写道：“许多读者也许会抱怨本书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提到东方艺术，不论是古代世界的东方艺术也好，还是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东方艺术也好。……因为就我所知这种审美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①。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如老子、韩非、朱熹等，他们的思想理论是不乏思辨性的。在音乐美学方面，中国古代也有许多不乏思辨性的论著出现，如先秦时期的《乐记》②、魏晋时期的《声无哀乐论》、明代的《山琴况》等。在北宋时期也有不少文人音乐家有关于音乐美学方面的言论，而苏轼可以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以文学创作为载体，表述了自己深刻、复杂的哲学思想。关于名实，他有：“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名，则其实不长”③的辩证思想；关于相对，他有：“凡物自其浊者视之，则清者为清；自其实者视之，则虚者为虚”④的名句；关于事理，他有：“桥之所以为安于舟者，以有桥而言也。水潦大至，桥必解而舟不至于必败”⑤的见解。这样的诗句、文辞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这些辩证的哲学思想反映到音乐上，形成了苏轼丰富、独到又不失思辨性的美学观点。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论述苏轼音乐美学思想中的思辨性。 　　 　　一、关于主客观关系 　　 　　苏轼强调主客观相统一的重要性。他的琴诗《题沈君琴》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本诗的宗旨同佛教经典《楞严经》“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汝与众生，亦复如是。”一句应是相同的。《楞严经》中的这种说法本是形容一切众生想求自身的圆满，还需要师家的点拨，这两方面的因缘相结合才能幡然醒悟、启发妙用。从此可以看出，苏轼显然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在《题沈君琴》中，他先是附和了“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的思想，但是随即又提出只有手指而无乐器这样的媒介也是不能欣赏到乐声的。他强调要听到优美的琴声，琴与弹琴人缺一不可。苏轼的另一篇文章《法云寺钟铭》与《题沈君琴》有异曲同工之妙：“有钟谁为撞？有撞谁撞之？三合而后鸣，闻所闻为立。阙一不可得，汝则安能闻？汝闻竟安在？耳视目可听。当知所闻者，鸣寂寂时鸣。”钟、撞钟的动作、撞钟人这三个要素必须要合为一，钟才能发出声音。从这两篇文章论及的观点来看，苏轼认为主观的感受是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的。如果没有奏乐的工具和奏乐这一动作，美妙的乐声又从何而来？所以是不能够违背客观存在的。但如果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却没有奏乐的人也是不行的，所以主观存在也必不可少。这两者之间的配合是相辅相成又缺一不可的，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最后都不能产生美妙的乐音。苏轼的这两篇文章都反映出，他认为主观与客观同样重要，他注重审美主体的作用却也同样注重客观实体的存在。 　　在苏轼的思想中，情感主义美学思想和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融合已经初现倪端。苏轼《宝绘堂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因为“寓意”可以寄托情思，其乐无穷；而“留意”就会爱不释手，执著沉迷，给主体带来消极的影响。在主客观的关系上，他主张把主观情感意寓于客观事物之中，从而在客观事物中获得快乐。但是如果留意于物，把客观事物看得过重，累身于客观事物中不能自拔，就会失去快乐。因此在苏轼的观念中，对事物的喜爱还是有“度”的把握。这里强调在客观事物中获得乐趣，与我国魏末嵇康《声无哀乐论》中“心之与声，明为二物”的形式主义音乐美学的观点有近似之处。《声无哀乐论》中“东野主人”认为音乐本身是没有哀乐之情的，还为论证这个观点举了大量的例子。比如不管为何原因出汗，汗都是一样；不管为何流泪，泪都是一样，并不会有什么不同。音乐表现作曲者的心情，就只能由作曲者来演奏，等等。这样一味强调客观，而忽略主观存在当然有牵强附会之处，这种观点是十分片面的。和苏轼的观点相比，两者虽然都同样强调了客观存在的重要性，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