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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与伦理的互动看当前中国的制度创新 制度伦理论域内的制度创新 , 总是会涉及制度与伦理的关系 问题。对于这个问题 , 任何割裂二者关系或是仅强调其中一方重 要性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 , 制度与伦理不仅 都在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 而且总是相互渗透、相互作 用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有伦理精神更新相伴随或者要以相应的伦 理精神为其支持因素 , 任何伦理精神更新都会催生新的制度或是 需要新制度作为其保障。 因此, 没有制度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 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 马克思指出: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 （编者注:1885 年 德文版改为“生产方式” ）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 , 正是这些人又 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1] 社 会关系是物质生产的直接产物。 作为物质生产之产物的社会关系 刚开始只是作为一种自在之物而存在。这是因为 , 每一个时代的 实践都包含着对前一个时代的某些否定因素 , 因而都要改变前一 个时代某些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新旧交替之时 , 就很容易出现 社会关系的无序和混乱 , 为了使实践得以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目 标, 实践主体需要对自己所面对的社会关系进行甄别、审视和整 合 , 以扬弃其纯粹的客观性 , 使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 , 即扬 弃社会关系对主体说来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 , 将人们 认为合理的社会关系及利益关系固定化、秩序化 , 使之具有某种 稳定的形式和结构 ,以便使社会关系符合当下实践的需要 , 而这 种整合的结果 , 就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和规范 , 并以此规约人们的 行为以达到某种伦理目标 , 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创新。 据此我们可以说 , 制度和伦理是一定时代人的主体性和内在 品质的两种表现形式 , 是人自身发展程度的两个尺度。只不过一 个标示人对当时所处社会关系的理解、 把握与安排的能力 （ 制度）, 一个则表明人处理各种关系时所秉持的观念 （伦理） 这只是在和 制度相对应的意义上说的 , 在更广的意义上 ,伦理本身就表现为 制度（非正式的 ,如风俗习惯等 ） 。。它们都不过是人自身发展程 度的体现 , 都是人的一面镜子。 人自身是怎样的 , 他对社会关系之 “应当”的把握就会是怎样的 , 由此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稳定结 构（制度）也就会是怎样的。 因而制度与伦理在现实生活中总是紧 密联系着的 ,当人们对制度进行某种判断和评价时 , 伦理就已经 参与其中 ;当人们要在全社会确立某种伦理精神与观念时 , 就已 经隐含着制度上的要求。同时 , 任何改变或摧毁旧制度的行为都 有相应的伦理观念相伴随 ; 任何成功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也都 会有新的制度体系为其结果。可见 , 制度与伦理只是在人们的思 维中才抽象为两个要素 , 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是很难分离的。所以 马克思说 : “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 相适应。” [3] 因此,在制度伦理的论域内 , 制度与伦理只是同一个问题的 两个方面 , 而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按照“应该如何”的要 求处理和安排一定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关系 , 是某种制度出场的根 据, 也是伦理在场的理由。但是既然制度是实践主体按照“应该 如何”的要求 （ 伦理价值 ）处理和安排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 , 那就表明 , 在制度创新和形成的过程中 , 伦理不仅始终在场 , 而且 在某一具体制度还未形成时就已经在场了。事实上 , 在实际的制 度创新过程中 , 往往是先有某种新的时代精神、社会思潮、价值 观念等通过思想启蒙的方式唤起社会大众 , 积极参与社会变革 , 摧毁或改变旧的制度 , 建立新的制度体系。 随后, 用新的制度规约 社会大众的行为 , 使民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品质达到新制度的要 求。由此可见 , 一定的伦理精神是一定的制度得以产生的观念先 导, 是某种制度赖以产生的价值理念。 每一个时代的制度 , 都主要 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 伦理精神含于其中 ） 的体现。没有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引发的伦理精神的更新 , 就不会有后来的 资本主义制度 ; 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没有一大批信奉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者 , 也就不会有我国的社会主义制 度。因此, 如果没有思想解放和伦理观念更新 , 制度的创新就还只 是可能而不是现实。 我们可以把制度创新和伦理价值观演变的关系作如下粗线 条的概括 :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 , 同时也意味着实践主体的实 践能力和思想观念相应地得到了提高 ,这样 ,生产力提出的变革 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 , 同时也成为主体的精神需求 ; 通过主体的 精神参与 , 重新组织和安排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展示的新的社会 关系以及这种社会关系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和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