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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现存的敦煌诗歌写本为四百多个， 在敦煌文献中所占比例很 小。敦煌学研究中，敦煌诗歌也不算热门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 果集中于：王国维、潘重规等对《秦妇吟》的考订与研究；王重 民、潘重规、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对《全唐诗》的补编、校 订工作；黄永武、徐俊等对敦煌诗歌的整理校辑；胡适、 [ 法] 戴密微、张锡厚、潘重规、朱凤玉、项楚等对王梵志诗歌的研究； 王重民、潘重规、柴剑虹、 陈国灿等对陷蕃诗的研究。 总体来看， 文字校订和内容解读方面的成果较突出。 本文所依据的敦煌诗歌写本材料， 主要基于徐俊的 《敦煌诗 集残卷辑考》。 一、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 探讨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播特征， 至少要包含下述问题： 唐代 敦煌，人们如何获取和复制诗歌文本？这些文本是如何编集的？ 文字抄写、版式安排有何特征？ 传播意味着要有复制。 敦煌诗歌写本的复制方式为手抄。 这 种抄写复制行为，称为“传写”或“传抄”，汉唐史料中常见 “传写”一词， 此类事例更是俯拾皆是， 读者传写是汉唐时期文 本传播的主要方式。敦煌诗歌写本就是这样形成的。 从存在方式看，敦煌诗歌写本可分两类：诗集和单篇。其主 体是诗集。单篇指一件写本只抄一首诗作，如《秦妇吟》，此类 写本很少。诗集又包括别集（个人诗集）和集抄（集合数种诗作 或数个诗人的选集）两种类型，以集抄为多。 从传播的角度看诗集，至少要知道它的名称、作者、编者、 编选思想等信息。以此来看敦煌诗歌写本，立刻会发现，此类信 息几近缺失。 “既无书名又无编者， 也无编例可寻的诗歌选本所 占比例最大。 敦煌诗歌写本与传统意义上的‘诗集’概念存 在着相当大差异”。 这种现象的产生， 部分可能与敦煌诗集写本 均为残卷有关，但总体来看，即使将残卷因素考虑在内，依然会 一头雾水。 诗集名称、作者、编者信息缺失严重 先看诗集名称。 现存敦煌写本， 极少数残卷上保留有集名如 “故陈子昂集”、“珠英集”、“王梵志诗集”等。绝大部分今 人熟悉的 《唐人选唐诗》 、《高适诗集》 、《李峤杂咏注》 、《白 香山诗集》等敦煌写本集名，其实并非残卷上原有的题署，而是 罗振玉、王重民等早期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们根据集子内容 推测或拟定的名称， 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些集名已证明并不准确 ②。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多以“唐诗丛抄” “诗钞”等为 名，一方面更符合敦煌写本原貌， 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诗集的名 称实在无从查考。 再看作者。在徐俊统计的 63 种诗集中，只有《伦人王克茂 诗抄》、《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李矫杂咏注》、《李翔涉 道诗》 、《释玄本五台山圣境赞》 、《高适诗集》 、《张祜诗集》 、 《岑参诗集》、《赵嘏读史编年诗卷上》、《吴均诗集》等十数 件，能确定作者身份（部分经后人考订而定名）。存写本 30 余 件的《王梵志诗集》，虽然有的标明为王梵志，但潘重规、项楚 早已指出， 王梵志诗的作者并非王梵志， 而是众多白话诗人作品 的集合体。 那些集抄类的诗集写本， 其中的作者信息更是十分随 意，有的诗作下面标明作者，有的则不标，所标也未必就是真正 的作者姓名，很可能是托名之作。五百多首零散诗作中，作者留 有姓名且大致能考证出生平的，不到 30 位。 第三，编者 情况。王梵志诗集的编者无从查考。其他敦煌诗集写本中， 《玉 台新咏》、 《珠英集》的残卷上找不到编者信息，是后人据传世 文献记载，断定其编者为徐陵和崔融。另有《瑶池新咏》 （原残 卷上无此题名，为后人考定），其残页上存有编者信息：“著作 郎蔡省风纂。”除此而外，绝大部分敦煌诗集，均无法找到编者 信息。 无明确的编集思想 但凡诗文集， 一般都会在一定的编集思想下聚合作品。 会有 比较明确的编选标准；诗作编选也要按一定的顺序，如时间、题 材等。在诗集的外在形式上，要有序言、目录、作者姓名、诗题 等基本要素；每页的版面也有具体要求， 让集子看上去整齐统一。 但遍观敦煌诗歌写本，完全找不到此类编集思想。 首先，找不到诗集的编选思路。 多数诗集都是随意挑选作者 与作品，随意排序。不同体裁的作品合抄不在少数：“就诗歌作 品而言，与曲子词、宗教赞颂、辞赋以及变文等讲唱作品合钞的 写本并不在少数”， “在收录诗人诗作的多寡上， 也表现出较多 的随意性， 通常没有明确的起止”。 偶有几部能够看出一些编选 思路，如部分王梵志诗集写本，另外存诗 155 首的《心海集》： “从五、七言至道篇的分开排列，使我们隐约可见《心海集》各 篇排列规则的存在。”但总体来看，大多数敦煌诗集，后人无从 判断其编集思路。 其次，诗集的抄写形制随意。 以被视作精品的两个写本为例。 一是存诗三十余首的“唐诗词丛钞”残卷， 此卷首尾俱残， 抄于 《古文尚书》残卷卷背。徐俊称此卷“行款严整，书法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