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高启诗中的“惊”“乌”.docx

略论高启诗中的“惊”“乌” 高启实乃有明三百年间最著名的诗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在评价高启时说：“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①他 虽然在三十九岁那年就惨死在专制政权的屠刀下， 却创作了大量 诗篇，只流传至今的就有两千余首。 这些诗歌作为诗人内心的真 实表白，在窥探诗人心路历程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更别 说，其诗歌所存传的情感，大多包孕着时代巨变中的血泪印痕。 据笔者初步统计，在高启诗中，共出现“惊” 228 字，分布 于 221 首诗中， 其中有十几首诗都出现了把“惊”、 “乌”联系 起来使用的现象，他们虽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意象服务于诗歌， 但其中多有暗流涌动之处。 诗人在用“惊”以表达处身时代氛围 诚惶诚恐的心态的同时， 更以“乌”这个带有不定意义指向的意 象来刻画更为生动具体的生命形象。 它们二者结合在一起， 以声 声惊怖的乌啼将一个乱离时代的诗人的真实历史面貌完整地再 现在读者面前。 为了更透彻地触摸到失志诗人的痛苦惊恐， 穿透 高压政治环境下诗人内心忐忑不安的惊惶， 本文就试图从以下两 个方面对此进行阐释：一是失志之“惊”，一是自处之“惊”。 一、失志之“惊” 高启笔下的“惊”“乌”世界是多姿多彩的。 那些作为失意 士子写照的组合意象， 时常寄托了他的向往和追求， 孤寂与愁苦， 甚至沮丧与失望。 在中国古人那里， 他们时常将自己抑郁不得志 的失意心境通过某种可以寄托且符合自己审美情趣的意象表达 出来，或发泄心中的愤懑，或吐露自己的不满。高启自然也摆脱 不了这种文化积淀的影响， 从而以他那特有的豪宕凌厉、 奔放驰 骋的才华将诗作为唯一可以呈现世事、坦露心扉、书写意绪的工 具，并把“惊”“乌”作为衷情的对象， 在哀苦情浓的笔调中寄 寓着无尽的情感。大多写作于元末的这些诗， 从诗歌所体现出来 的诗人心绪的启变衍化，就可以让我们窥见诗人当时的抑郁痛苦 与颤栗忧惧，对于探索诗人前期的心迹有重要价值。 从这里， 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身上那种强烈的儒士情结时时在指引他更 多地把视角转移到外部大环境中去， 而不仅仅是自身。这对于一 个只向诗歌寻求人生寄托，“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青 丘子歌》，《高青丘集》，卷十一）的诗人来说，是极为可贵的。 梳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传统文人的诗作 中，作为失意士子的写照的抒情主人公，通常只把诗篇的视野收 缩在自己一人的痛苦际遇上，仿佛世上只有他一人抑郁不得志。 这种内敛式的艺术处理，虽最大程度彰显了个人的情感意志， 却 稀释了一直接受的“家国同构”的正统儒士理念， 将个人的利益 置于国家民族之上。通过上述诗歌的分析， 我们对此应当无可否 认：高启在承受因追求自由所遭受的失落的痛苦打击时， 用他那 超逸的诗才，把视角放到更为广阔的空间， 给传统文人的生活注 入了新的血液，解构了千古文人心中的亘古不变的 “梦”，还 给了国家民族一个公道。正如诗人在《中秋玩月张校理宅得南字》 （《高青丘集》，卷八）中希冀的那样：“何人为我挥天戈，乾 坤多难俱平戡。行者得还居者乐，清光所及恩皆覃。”这个身处 乱世的失意士子，以自己的诗歌向人们展示了他内心真实的情 感：渴望战乱平戡，社会清明，人民生活在安乐之中。所以，我 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作为一个从传统儒家文化氛围中走出来的 诗人，高启骨子里的儒士情结和济世思想是很强烈的， “他始终 不能丢弃作为儒士那份悲天悯人，拯救斯民于水火的职责与理 想”②。 二、自处之“惊” 诗人除了把“惊”“乌”意象作为封建时代失意士子的写 照之外，还给它赋予另一种意味，即灾难、噩运来临的前兆。这 些大多作于入明以后的诗歌所透露出来的深刻内涵应当与诗人 当时步履维艰的生存处境有密切关系。 初生的封建集权王朝的稳 定与发展一方面剥夺了他享受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的权利， 另一 方面更要求他以儒为吏，为新政权效力。所以，高启入明后，“常 常处在一种如履薄冰的境地， 个性与环境的尖锐冲突日益浮上水 面”③，接踵而至的是一种战战兢兢、惊惧不安的心境。这些气 韵衰飒的诗歌，情调不失怆楚凄清、苍凉哀婉，诗人往往以他那 特有的情愫激穿了“惊”“乌”表层面貌下所蕴含的深刻内涵， 将诗句间惴惴莫保的不安渗出。它给读者造成的心理上的阴影， 是显而易见的。如《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高青丘集》，卷 八）、《夜闻谢太史诵李杜诗》（《高青丘集》，卷^一）、《宿 蔡村夜起》（《高青丘集》，卷九）等。 诗人身陷令人惊惧的处境，内心渴求得到解脱，但是高压的 政治环境并不给他任何机会， 于是，诗人只能以他那敏感的诗心 将一种抑郁难言之意蕴从低回盘转的笔调中渗出。 诗人所“惊” 者不仅仅在于诗歌中为了烘托感情而刻画的那些客观实在的 “惊人”的事物（如谢太史悲壮激烈的歌声，不合时宜的风吹）， 更是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