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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绪恶化征兆透析 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要重视社会信任情况， 尤其是政府公 信力问题。信任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虽不能直接看到，但作为 一种思想现象，可以通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反映出来，尤其在 大的历史变动时期更是如此。 “执政满意度”：这是现代政党政治中，执政党最关注的一 个民心指标，而且通常是委托专门的调查机构来进行调查。 群众 满意度实际上也是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 如果人们的满意度 高，说明执政基础比较稳固；如果满意度很低，就是危险的信号。 这里最重要的是动态调查，即看人们对执政党“执政满意度”走 向的变化。如果满意度总的还高，但已出现走低的趋势，就要引 起警觉，看在什么问题上遭致了群众不满。如果原来满意度低， 但在逐渐走高，就要研究哪些方面的改革是顺民心、合民意的， 就要树立信心，加大施政力度。 “社会共识度”：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由于人们看问题 的角度不同、立场和利益不同，存在不同意见是非常正常的。但 如果执政党的施政措施，能够兼顾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使社会 大多数成员都能看到自己的发展机会和利益所在， 社会共识度就 高，对这个政权的认可度也高，否则认可度就低。 “思想整合度”：一个社会要维持和谐，执政党的整合作用 非常重要。如果通过整合理顺社会关系，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 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和谐共处，说明能够在现有政治框架内 部或通过改革完善制度来巩固执政基础， 维护社会稳定。如果在 现有基础上已经无法进行思想整合，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尖锐对 立，甚至达到势同水火的地步，说明社会发生断裂，执政党的权 威已受到挑战。 社会情绪变化的五个关键短语 下层情绪激烈化：反映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 其根源是少数 人独占维持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需要的资源。 例如各个朝代后期 出现的豪强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赋 税沉重，官府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还有就是滥用民力，秦 始皇建阿房宫、修长城，隋炀帝挖大运河，都是造成“官逼民反” 的重要原因，中国各个朝代的更替都与此有关。 再有就是社会分 层固化，下层群众无法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低下的经济社会地 位，把现政权当作一种异己的力量。 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统治的 朝代如元代被农民起义推翻，就与他们按民族把人分为几等有 关。 中层激进化：在政权更迭过程中，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城市 居民和知识阶层的情绪尤为重要， 因为这一部分人是社会的中坚 力量。当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每况愈下时， 对政府的态度就会由 希望、观望、失望发展到绝望，甚至走向激进和革命。这在抗战 胜利后的中国尤为典型。当时很多沦陷区的城市居民对共产党还 不了解，仍然视国民党政府为正统，欢迎国民政府回来，可国民 政府的接收大员把接收变成“劫”收， 搞“五子登科”， 使百姓 由希望变为失望， 人们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 随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商囤积居奇，更弄得民怨沸腾。当 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曾刊登过一篇叫“赶快收拾人心”的评论， 评论提出“必须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背景就是蒋经国在上海滩的“打虎”，但这无异于“与虎谋 皮”，因为触动了“四大家族”利益，结果被蒋介石“叫停”， 不了了之。表面上看是“四大家族”胜利了，其实，是使中间力 量对国民党抱有的最后一点希望也丧失了， 国民党失去了挽救人 心的最后机会，其垮台也就不可避免了。 社会高层分裂化： 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 统治阶层中一部分 比较清醒的人士认识到， 老的统治办法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主张 通过改革缓和社会矛盾， 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但另一部分人担心 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更趋保守化。这样，客观上一是削弱了整 个统治力量， 不能采取及时的正确应对措施， 二是往往开明方被 既得利益方所打垮， 结果导致整个政权被颠覆。 清末的改革就是 如此。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鼓动下进行的戊戌变法，被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扼杀了。 慈禧死后，部分地方官员和士、 绅、商等社会中坚阶层，再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要求。时任摄政 王的溥仪的父亲载沣是比较开明的， 主持设立责任内阁， 准备召 开立宪会议， 试图走日本式的君主立宪的道路。 但在保守派的阻 挠下，清政府将开会时间推迟到 1916 年，连梁启超这个保皇派 也失望了，认为到了那时，已不知是谁家天下了。而且，统治集 团中主张改革的一派也担心大权旁落， 13 人的责任内阁中有 9 个满人， 4个汉人， 9 个满人中还有 7 个是皇族，尽管其中多数 也具有改革意识， 并不属于保守派， 但清政府这种任人唯亲的政 治格局，首先就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接着又“与民争利”，把由 四川士绅集资修建的铁路收归国有，由此而引发的“保路运 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出现信仰、信念、信任、信心缺失：信仰和信念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