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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境理论：贫困现象的另一种解释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西方学术界围绕着“底层阶级” ( underclass )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讨论， 形成了后来流行 于社会学界的“社会情境理论”。 该理论的中心关照对象是贫困 群体，从情境出发，解释社会适应过程中贫困群体生成的原因。 其中心思想是， 适应的缺失造就了贫困群体。 这种理论大多涉及 因移入或因弱势而处于发展边缘的贫困群体的文化状况， 如移民 文化和城市贫民窟的文化生活。 因而， 社会情境理论实质是一组 有关转型期贫困群体的文化解释，大致可归纳为如下若干组观 点。 一、社会反常、价值失缺与意识错位 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反常论”。 在有关“ underclass ”的讨 论中，不少学者沿袭涂尔干的话语， 将经济发展后城市底层阶级 人口不断上升及其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对立现象， 归因为“社会反 常”或“社会失范” (social an omie )。其基本的理论观点是： 迅速的经济增长将导致社会处于严重的转型“失范”状态， 底层 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反常就是“失范”最直接的表现， 若不加以控 制，将酿成底层阶级与社会主流文化、 与市民整体利益的激烈冲 突，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为减轻冲突，研究者发现，除动员 起整个社会的结构力量外， 文化建构也十分重要。 尤其当转型本 身首先表现为社会结构力量的重组时， 如果没有某种共同的价值 观或信仰去联系民众， 贫困群体往往更可能采取威胁社会整合的 过激行为①。因此，社会反常论力主在迅速变迁的社会里，通过 灌输一整套强调自律与勤勉的文化价值观念， 去控制穷人或底层 阶级，以达到社会稳定之目的。 凯尔索的“价值失缺论”。 与此类似， 当今天的人已经不屑 维多利亚式的道德标准和文化风格的时候，凯尔索( William A. Kelso )提出，正是维多利亚道德的衰弱，滋养了贫困的土壤， 造就了底层人的涌现和反叛。 他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 是越战以来， 美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一种强调自我 表现、个人权利的自由放任道德( Laissez-faire morality )取 代了那种强调自律、 公共责任的维多利亚道德。 这种取代使得整 个美国社会处于规范极度匮乏的无序状态， 即经济发展需要某种 道德规范作支撑， 但经济发展又迫使规范持续处于旧去新来的替 换状态。 “面临规范失却或规范调整的困境， 执政者或管理阶层 会因措手不及而停止实施旧有的较为明确的规章， 使许多原本就 不太遵从或适应规范的低收入群体， 较之其他群体， 更容易放弃 旧有的规范、失去旧有制度的保护。迅速失去制度保护的穷人， 其经济地位遭遇了无法想象的损失。 ”总之， “维多利亚原则的 下降，对整个社会而言至多为一刺激物，但在贫民窟内，社会规 范的弱化，加剧了底层阶级的不幸”①。 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错位论”。 规范失落引发贫困群体的 反社会行为， 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看法。 但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颇有 异议：早年的马克思相信，受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穷人沦为社 会的下层； 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 穷人不仅遭受文化规 范的破灭及所谓的“社会反常”影响，而且遭受一种意识错位。 即当文化作为统治精英用以维护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源泉时， 维多 利亚规范， 乃至所有为社会所采纳的规范， 并非是“帮助穷人成 为公民”的良药， 而是用来安抚和剥削穷人的。 通过规范去驯服 大量的社会底层，让他们自律、安分守法、勤勉工作，其最终的 目的是限制社会底层人口向上流动的机会。 换句话说， 在马克思 主义者眼中， “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维多利亚规范， 只不过是 强加于穷人的政治制度， 它时刻保证着工人阶级及其他底层人口 无法威胁精英的统治地位。”②鲍尔和金提斯 (S. Bowl H. Gintis) 在《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一书中曾说，美国公共教育 的优点在于反映“统治精英努力‘平抚穷人， 让他们心甘情愿 接受其既有的社会地位。 ”③换言之， 社会纪律和努力工作的意 识，是精英阶层利用立法来安抚和控制穷人； 而学校教育就是灌 输这种立法的过程， 它帮助穷人安营扎寨在他们既定的社会位置 上。 由此我们看到，同样是针对规范， 涂尔干的“社会反常论”、 凯尔索的维多利亚规范的失落， 指向的都是规范松绑之后贫困的 增加现象，呼吁的是规范的回归；相反，马克思主义讨论的则是 规范强加给了穷人， 并进而禁锢了他们的贫困， 使贫困得以延续， 呼吁的是剔除规范及带来此规范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方能解救 底层阶级的贫困 二、期待与现实、紧张理论与文化资本 面对结构的变迁，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 穷 人不可能执掌社会的主流， 他们只能对主流文化采取屈从与顺应 的态度， 只能按照权势阶级制定好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