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战略下远程教育学习中心发展研究精选.docVIP

第 PAGE 页 “互联网+”战略下远程教育学习中心发展研究 　　一、引言 　　校外学习中心是远程教育机构重要终端组织。早在19世纪中期，英国伦敦大学首创校外学位制度，规定学生不需经过入学考试，只要完成规定学业并考试合格，即可取得伦敦大学校外学位。此后不久，各种私立函授学院纷纷成立，为参加校外学习学生提供函授辅导，这些函授学院一定程度上就是伦敦大学校外学习中心。今天，世界各国远程教育机构都有自建、共建校外学习中心，如英国开放大学区域中心与学习中心，美国凤凰城大学地方校园与学习中心，我国国家开放大学分部与学习中心以及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学院校外学习中心，等等。 　　尤其在继续教育综合改革今天，我国远程教育机构学习中心面临着新严峻挑战。一方面，学习中心遭遇新生存困境。对于网络教育学院学习中心，随着2019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颁布与实施，网络学历教育专科层次招生将受到较大冲击，这必然导致绝大部分以专科招生为主学习中心生存发展陷入困境。而开放教育学习中心则面临着严重边缘化问题，据统计（广播电视大学现状调研报告， 2019），电大系统中独立设置基层电大已低于50%，54%地市级电大、78%县级电大被整合到其他教育机构中，经费、师资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基层电大发展。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远程教育机构自身定位与办学模式等亟待变革，学习中心功能定位等也必将有新变化。有专家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中国远程教育之前所坚持在既有教育框架内强化完善传统教育路径依赖以及单纯依靠技术支撑教育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满足需求（陈丽等， 2019），作为远程教育机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中心同样面临着新转型挑战。 　　无独有偶，在国际范围内也出现了一股学习中心关停小浪潮。2019年，美国凤凰城大学学习中心（含地方校园）从2019年200多所锐减到84所；英国开放大学于2019年提出精减区域中心计划，从2019年4月官网数据看，原有13所区域中心已关闭4所。为此，有人指出，我国远程教育应该大力剖析全网教学，甚至认为学习中心逐渐没有存在必要。 　　笔者认为，学习中心作为远程教育机构终端组织，具有十分重要战略地位，尤其近年来，随着政府简政放权与开放市场双重驱动需求，同质业态竞争加剧，学习中心地位凸显，成为众多继续教育形态必争端口。同时，在“互联网+”时代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关键时期，学习中心对于当地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组织建设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际动态背后有其特殊背景，同时国际经验仍然需要立足国情批判地借鉴。因此，在新形势下有必要认真研究学习中心建设与运行国际动态，深刻剖析其背后因素，立足国情，剖析“互联网+”时代我国学习中心转型发展。 　　二、我国学习中心发展现状与问题 　　剖析学习中心转型发展，首先需要了解我国学习中心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学习中心发展总体现状 　　学习中心功能定位。学习中心是远程教育机构深入市场、面对客户基层组织，主要为远程教育机构教学提供辅助支持。2019年，教育部在《关于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点）建设与管理原则意见（试行）》中做了初步界定，即开展招生宣传与生源组织，进行日常管理并提供现代远程教育支持服务。从实践来看，学习中心主要具有三大功能，一是招生，二是日常管理与学习支持，三是考试服务，在实际操作时学习中心往往侧重招生、考试两方面工作。 　　学习中心建设要求。在基础设施方面，学习中心要有相对独立、集中助学场所，学习环境良好，符合国家与地方有关安全、消防、卫生等方面要求；有符合主办高校教学要求多媒体远程教室，配备有专业教学需要教室；网络设施运行稳定可靠，局域网专用服务器功能与数量符合教学要求，具有开展双向交互式远程教学条件。在人员配备方面，学习中心要按照主办学校要求，配备专职教务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人员结构分布合理，服务能力与生源规模相匹配。 　　学习中心规模。我国学习中心主要有三类机构在建设与运营，即开放大学（电大系统）、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学院、公共服务体系，其学习中心在地域上均覆盖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我国电大自1979年成立以来，经过30多年发展以及2019年以来开放大学试点建设，逐渐形成了“1+5”所开放大学、39所省级电大、近1，000所地（市）级电大分校、近2，000所县级电大教学点基本格局，累计培养了本专科毕业生1，000多万人。在一定程度上，市县电大就是基层学习中心。自2019年启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以来，经过十几年发展，我国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学院校外学习中心覆盖面广且已达到一定规模，截至2019年3月校外学习中心与教学点达 1万多家，累计注册学生1，000余万人。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自2019年经教育部批准正式运营以来，在体系建设、服务模式创建、体制与机制改革以及开拓社会化服务新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