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改革”风雷隐动分析.docVIP

第 PAGE 页 “教育公平改革”风雷隐动 　　这是“八股取士”科举制度被废除第100个年头。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人颇感苦涩问题：“中国古代科举尚且能大致体现社会公平，而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国家还做不到吗？” 　　2019年春，中国教育事业地平线上，隐隐有风雷滚动。 　　2019年2月，湖南省教委原党委书记朱尚同等5位教育界老同志在媒体上联合撰文追问中国教育公正问题，文章发出了空前尖锐质问：“今天有钱有势者子女进入好学校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 　　2019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教育公平：与谐社会基石》短评，文章引用了新出炉《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报告》，指出清华、北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滑趋势。作者评价：“教育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初衷?” 　　2019春天“两会”，“教育公正”呼声与建言不绝于耳。最引人注目当属武汉大学博导洪可柱领衔31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春秋两季高考”改革建议。洪代表直言“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与谐社会!” 　　教育行政当局承受压力无疑格外巨大。教育部部长周济近期多次表示“要把教育公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任务来抓”。同时，他也指出：“要改变现状，就要对教育投入、规划、政策作进一步改革，这不单单是教育部门事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三大不公”困扰教育 　　梳理当前人们对教育公平性与公正性种种质疑，大致有三大层面。 　　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不均衡――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其次是国家名校招生指标对“外省人”不公。 　　以湖北为例，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只有1个招生指标，北京却拥有2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不公平!据统计，湖北考生上清华、北大平均分数比北京考生要高160分!而在迄今为止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四省总与，2019年则占其招生总数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与分数线极大悬殊。 　　还有一种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不公――也往往与“教育腐败”相关。 　　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二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三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简而言之，如此行径，就是“卖考分”。 　　不少家长还反映在高校招生中，常常让“上线”人数多于最终录取数，使具有特殊背景考生优先进入；至于“机动指标”、“保送生”与各种“特长生”流向，往往不是一般平民子女。近年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 　　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与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国民，提供改善命运机会，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7月28日发布《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机会比常人高2．1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三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与教育制度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10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与劳动力资源方面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最大障碍之一。 　　计划经济最后“堡垒”? 　　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这种“教育不公”体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优先取向”思路残余―― 　　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19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城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