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体制变迁、公共利益与传媒业的未来前瞻.docxVIP

? ? ? ? ? 传媒体制变迁、公共利益与传媒业的未来前瞻 ? ? ? ? ? ? ? ? ? ? ? ? ? ? ? ? ? ? 知识存量和技术存量扩大人类福利的范围，但它们不决定人类在这些范围内怎样达到成功。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 ——〔美〕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 如果人类状况会有什么改善的话，那么，哲学家、神学家、立法者、政治家和伦理学家将发现，在他们不得不解决的最困难、最危险和最重要的问题中，对新闻界的管制居于首位。如果没有这种管制，治理人类就无从实现；如今尽管有了它，治理人类也无从实现。 ——〔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 第一节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变迁的基本路径 从体制变迁的角度来看，美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历经了一个从无序竞争到政府委托私人运营，采取“公众委托模式”进行严格规制到逐步放松规制、确立“市场模式”的过程。从1934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FCC在《1934年通讯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确保公共利益不为商业利益所侵蚀，公众委托模式逐步得以完善——这其中有许多原则和要点可资借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思潮渗透到美国广播电视领域，政府逐步放松对该领域的管制，直到《1996年电信法》颁布，美国广播电视和通信产业全面解禁。我们在赞叹其强大的经济效应的同时，不得不将目光聚焦在其日益降低的社会政治福利上，对之进行反思。 除了在1967年创立的公共广播这个规模较小并且一直很边缘的编制，美国广播电视业自出现以来就基本是商业性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商业逻辑从来没有完全居于支配地位。因为在广播电视领域，商业逻辑的力量被政府管制所减轻，这种管制给广播电视施加了一种义务——当然，这种义务或多或少有些含糊——它要求广播电视“服务于公共利益与公众需要”。与此同时，社会责任理论、专业主义文化都使商业逻辑的力量有所控制。然而，到了20世纪末，政府对广播电视的管制基本上被扫除了，专业主义文化、社会责任意识、公共服务观念显然都在衰退之中，商业逻辑几乎不受挑战地统治了美国广播电视业。 而在此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前，公共利益基本能实现，原因在于其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保障；1980年以后，公共利益逐渐式微，其原因也在于体制：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夸大市场的作用、对广播电视业的规制逐步放松、公众需要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 体制的变迁是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同任何制度变迁一样，美国广播电视体制也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清晰的线索。 第一，体制的变迁与国家管制思想如影随形。不论是公众委托模式，还是市场模式，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虽然其侧重点有所差异，但都与当时美国的国家管制思想密切相关，其确立的都是美国广播电视的私有制，维护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由其国家性质以及不同时期的国家管制思想决定的。我们不能因为阶级属性而对之全盘否定，正如我们无法否定中国媒体对党和政府利益的维护一样。 第二，体制变迁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纵观美国广播电视史，其每一次法规的修订，每一项政策的出台过程中都伴随着大量的交易：传媒企业、公众都参与其中，为自身利益而游说、斗争。但最终的结果表明，取得胜利的几乎总是大型传媒集团，被迫让步、利益受损的几乎总是公众。在美国，资本的力量强大无比，政企同盟在所难免，这样的结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在国内，尽管媒体仍被界定为事业单位，但在商业化运作背景下，公众力量的单薄、公众声音的微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2008年秋，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以不可阻挡之势蔓延全球。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不得不对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进行重新反思。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做过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其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加剧，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著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也指责政策制定者放任市场并让其自行调节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引用该论断来评价美国广播电视业：美国广播电视业今天的局面多少与近30年来政府对整个广播业的放任自流有关。用麦克切斯尼的话来说：“美国以及全世界面临的传播危机，实际上是高度集中的公司经济导致的结果，因为公司经济在表面上看似自由与民主，实际上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不安全。……当我们试图改革这些机构来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问题时，我们就被这些神话（市场的神话——作者注）捆住了手脚，同时，我们也被媒介体制给蒙骗了，这种体制首先满足的是那些主张维持现状的人的需要，而不是媒体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