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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改革模式选择 中国的公务用车翻新经历了十多年的探索。有的地方政府改革力度较大, 探索出不同的车改模式。但无论选择哪种形式, 本质上万变不离其宗, 绝大多数车改方案, 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按公务员职务级别发放补贴这种模式。 一、 公车改革货币化模式存在的问题 货币化车改模式的决策思路是使用公车属公务员履行职责的正常职务消费, 取消公车必然使公务员原本享受的职务消费受到损失, 发放补贴是对这种损失的补偿。这种探索确实有利于解决公车数量泛滥、公车私用等原有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但在实践中由于一些地方在方案设计程序上缺乏透明度, 方案实施过程中缺少外部监督等, 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和消极后果。 第一, 现行的货币化车改模式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不够明显。 我国公务用车之所以要改革, 其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各级党政机关购车数量难以控制, 公车浪费极大, 消费金额惊人, 财政无法承受。那么, 公车改革能否达到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这是衡量车改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对各地公车改革实践的分析比较可以发现, 无论选择何种模式, 各地都是在方案中做出“科学测算”, 经过试点运行一段时间, 无一例外地向外宣布, 本车改方案能够或者已经节约经费多少万元, 比车改前降低多少百分比。但这里面仍然存在问题。 2006年初, 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货币化公车改革的综合效果尚无法衡量。“如果单从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经费上来计算, 应该说钱省了20%至30%, 最高的甚至有50%。货币化车改方式从小财政上来看, 可能是省钱了, 但从本市大财政来看, 则绝对是增加了预算。” (《北京货币化公车改革最近几年不推行》, 《京华时报》2006年1月21日) 无独有偶, 除北京外, 其他一些地方如杭州, 也在车改不久便紧急刹车。原因完全相同:货币化公车改革导致车贴开支过高。 第二, 现行的货币化车改模式未能充分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 公车改革货币化相当于“暗补”变“明补”, 但资金来源同样是公共支出。无论其规模和结构是否发生变化, 都必须遵循公共支出的公平原则, 使公共支出带来的利益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分配能够达到一种公平的状态。一些地方发放车改补贴没有体现公平原则。货币化车改模式不仅在公务员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造成不公平, 即使在公务员内部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某市的车补标准正处级干部与一般干部相差15倍, 并没有达到有利于调动大多数干部这个原则的要求, 当然也不符合立足于工作需要的原则。在拿到补贴的各级官员中, 由于补贴是按照职级高低分等定标, 所以相对而言, 级别较低的公务员感觉不公。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按级别高低而非工作量多少补贴显失公平;二是补贴标准最高和最低档之间差距过大。这些都会对较低层级的公务员产生一定影响。这部分人数量最多, 实际上承担了政府绝大部分工作。在现在这种政策导向下, 他们能省则省、能少花则不多花。这不仅是有违公平的问题, 同时还是一个影响行政效率的问题。 第三, 现行的货币化车改模式可能滋生新的腐败。 公车改革货币化模式的设计初衷并非一无是处, 但问题在于, 公车改革的决策权在各级官员手中。在这样一个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 政府官员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既是规则制订者又是规则受益者。在此规则下设计出来的车改方案, 不可避免地把保护原乘车人的利益作为底线, 甚至还要尽可能地争取利益最大化。这必然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甚至出现新的腐败。各地公车改革中已经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因不能一步到位全部取消公务用车, 留用的车辆核定的费用包干标准不一, 分配上的不公平, 容易产生不良影响;工作人员交通费用标准不科学, 一般干部交通费标准过低, 有时不能保证公务活动的需要;工作人员买断的公车作价过低, 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领取交通费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向下属单位报销交通费、索要或者低价购买油料等, 容易产生新的腐败行为。” (刘志国, 葛霞:《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5年第2期, 第64-65页) 这些问题在所有进行公车货币化改革的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存在, 而且官民的看法与评价完全不同, 这就是公车改革货币化的悖论。 二、 公车改革应符合的原则 公车货币化改革是在原有的公车使用管理制度本身处于“锁定状态”而进行的一项新的探索, 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些地方也停止了试验, 但有的地方坚持下来,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对这项改革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一项制度设计和运作成功需要很多因素支撑, 就公车管理和使用制度改革而言, 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明确公车改革的目的。 公车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减少财政支出, 节约经费开支, 降低行政成本, 遏制车轮腐败。但更深层的意义, 是要建立一个廉洁廉价、执政为民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