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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禁酒运动的历史演变 俄罗斯人喜欢喝酒，被称为“生活在酒坛上的民族”。无论是伏特加、威士忌等烈性酒,而且是葡萄酒、啤酒等低度酒,无一不融入俄罗斯民族的血液之中。尤其俄罗斯的国酒伏特加不仅已经成了其文化的代名词,而且是俄罗斯民族的“生命之水”。从俄语构词来看,伏特加(водка)是“水”(вода)的指小表爱形式,意指“可爱的小水”,俄罗斯民族对伏特加的喜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据2009年俄罗斯卫生部调查,俄罗斯每年人均消费各种酒类折合纯酒精为18升,这相当于50瓶伏特加,比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危害健康和生命的标准高出了一倍多。(汤恩浩2009-08-26)然而,饮酒给俄罗斯人带来快乐同时也带来了不幸。可以说,俄罗斯出现的各种疾病、自杀、犯罪、意外事故、家庭解体等社会问题,酗酒绝对是罪魁祸首。据莫斯科市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ЦентргигеныиэпидемиологиивгородеМоскве)统计,因酗酒而引发各种疾病的死亡率是不酗酒者的2倍,2/3的暴力致死事件都是在当事人处于醉酒状态下发生的,12～20%的醉酒者都有自杀倾向。(ФБУЗ“ЦентргигиеныиэпидемиологиивгородеМоскве”2014:http://www.sen-uao.ru/actual/4/2014-10-14)所以,酗酒已经成为俄罗斯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纵观俄国历史,大大小小的禁酒运动跌宕起伏,从未间断。 1. 饮酒成为社会问题 俄罗斯民族饮酒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据俄国史书《往年纪事》(《Повестьвремённыхлет》)记载,988年在当时的统治者弗拉基米尔大公眼里,犹太教不够强大,罗马天主教仪式不够荣耀,伊斯兰教则因禁止饮酒而被排除在外,他最终选择了对酒文化相对宽容的东正教。因为这位大公清楚地知道,喝酒是俄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难以生活。不过在当时,人们所饮的只是俄国传统酿造的蜂蜜酒,而且饮酒也只是人们生活闲暇时的调剂品,尚未构成社会问题。 14世纪下半叶,伏特加酒的酿造工艺传入俄国 酗酒真正成为社会问题是在20世纪初。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兴起,广大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同时非法私酿泛滥,酒价大幅下降,使许多摆脱人身依附的农民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据调查,当时有58%的农民酗酒,农民饮酒的消费占收入的11%。(Миронов2000:457)为了喝酒,他们许多人甚至卖掉种子和份地,结果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村社(мир)作为直接责任人和受害者 2. 反饮酒运动的成果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为稳定社会秩序,仍然实行禁酒政策。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ЦИК.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центральный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комитет)规定,手工酿酒要承担刑事责任,判刑10年,没收财产。因为在列宁看来,“伏特加和其他流毒会把我们领回到资本主义时代”。(韩显阳2005-01-24)然而到20年代中期,为赢得民心,列宁撤销了禁酒令,但只允许生产酒精含量较低、比伏特加更为温和的“里科夫加”(рыковка) 苏德战争打响后,斯大林公开撤销了禁酒令。为了让战士们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里能借酒驱寒,提高战斗力,他还下令必须保证一线士兵每天能喝到至少100毫升的伏特加。如果打了胜仗,还可以给每个战士多奖励100毫升。当然,战争最后以苏联大获全胜而告终,但全民嗜酒随之也达到了新的高峰。直到今天,不少俄罗斯人还认为,苏联之所以能打赢纳粹,靠的就是伏特加和喀秋莎火箭炮。当然斯大林本人也是一个伏特加爱好者。 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虽然粗暴,但还算不上是个瘾君子。1958年,他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发布了《加强反酗酒斗争和整顿烈性酒精饮品销售秩序》的决议。按照该决议,除饭店外,所有火车站、机场及附近广场、临近工业企业、教学机构、儿童设施、医院、疗养院、大众休闲等场所均禁止销售白酒。但考虑到白酒业给国家带来的高额财政收入,赫鲁晓夫禁售却不停产,所以该决议的实施效果可想而知。 1972年5～6月间,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关于加强反酗酒斗争的措施》(《Омерахпоусилениюборьбыпротивпьянстваиалкоголизма》)的法令。法令明文规定“削减烈性白酒的生产,同时扩大葡萄酒、啤酒和无酒精饮料的生产;提高酒产品的价格;停止生产酒精含量为50%～56%的白酒,只允许生产和销售酒精含量为30%的酒类饮品;同时每天售酒时间限定在11:00-19:00之间”。(ВЦентральномКомитетеКПСС1972-06-16)但由于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个嗜酒成性、狂饮无度的酒鬼,所以他对于这项工作的管制也比较松散。 戈尔巴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