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知县于成龙与广西罗城乡村治理.docxVIP

清初知县于成龙与广西罗城乡村治理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中央政府在国力统一的条件下，对边疆实行了有效的中央政府，最终反映在地方官员的指导下农村社会秩序的建立上。目前, 尽管乡村社会史成为清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但是学界对清初边疆县官乡村管理的研究较为薄弱。 一、 清县为之管理 广西罗城县属于陆地山区, “县属田少山多”, 虽然罗城县乡村社会位于我国陆地边疆, 但是中央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有效管理。史载:“清县治领三镇、四堡, 编户十七里。乾隆五十二年, 奉裁通道镇, 后始设三防塘主簿”。 罗城县乡村社会勇于私斗、爱打官司、 二、 知县于成龙的乡村治理 于成龙 (1617-1684) , 字北溟, 山西永宁州人, 副贡出身, 顺治末年被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 于成龙任职罗城县五年, 然总体而言, 于成龙主要对当地六项乡村问题进行了治理。其一, 盗贼猖獗。尽管罗城县盗贼极为嚣张, 而于成龙则成功地进行了镇压。史载:“渐次人心信服, 地方安静。邻盗渐息”。 经过知县于成龙五年的艰辛努力, 罗城地区乡村社会秩序得以重建, 史载:“三年一小剿, 五年一大剿, 比及五年, 又复无事”, 不仅如此, 而且“官民亲睦, 如家人父子。民俗婚丧之事, 亦皆行之以礼”。 三、 农村社会成功管理的原因 于成龙之所以取得乡村社会管理的成功, 并非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乃在于他同时具备了主客观两方面的有利因素。 (一) 男性装奸元元红、装淫认为女犯奸污 其一, 严字当头、雷厉风行的施政风格。例如, 惩处男扮女装的淫棍, “审得淫棍元元红, 穿巾帼之装, 奸诱良家妇女至有十一人之多, 今又奸污孙女。跡其罪恶, 一死尚不足蔽辜, 着即 (站笼) 站死”。 (二) 知县(之置官)缺制 其一, 完善的县官缺制。从顺治至康熙年间, 清朝的统治正处于上升期, 政治十分清明, 他们继承并完善了传统的县官缺制度。依据县官缺制中官、缺对应原则, 出身低但颇有才干的于成龙即被选派到难治的边疆地区, 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于成龙政治抱负的实现。其二, 罗城县官缺为“简缺”。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 清朝将县官缺划分为四类:“见之员各省府州县, 定为冲、繁、疲、难等缺, 有四字相兼者, 有三字者, 有二字, 一字者”, 四、 自然环境恶劣 尽管知县于成龙在乡村管理方面政绩卓著, 但也有不足之处, 然就地方社会而言, 这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虽然“土谣武阳冈三年必一反, 比及三年, 食寝不安, 人心既和, 谣言不验”, 其一, 自然环境恶劣。在古代边疆社会, 在交通极为有限的历史情形下, 自然环境的险恶即成为剿除盗匪的最大障碍。例如盗匪十分猖獗的通道镇, “山险洞深, 蛮匪聚集。蛮风日炽, 控制良难, 即历来巡检视为畏途”。 五、 乡村治安是知县于成龙施政的基本保障。在乡村 在现阶段, “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努力, 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 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 清初边疆国家大一统的实现, 不仅需要军事上的震慑、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满汉等各民族的共同努力, 更需要地方社会各类权威的共同参与, 县官乡村社会的管理即是其一。就于成龙而言, 这位知县乡村社会管理的艰辛岁月, 演示出了清初边疆乡村秩序重建的生动画面, 展现出了国家大一统实践过程中的艰难与成功, 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就空间而言, 综观知县于成龙的乡村管理实践, 我们不难发现, 包括盗贼、赌博、械斗与贩卖人口在内的乡村治安, 则成为当地最大、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也是知县于成龙施政期间的“核心”职责。只是到了乡村管理的末期, 由于治安形式的根本好转, 这位知县才得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钱谷征收上来。不仅如此, 而且县志所载明清两代十三位地方名宦中, 七位遇到了十分棘手的社会治安问题。 县官乡村管理传统文化虽然具有合理性的一面, 但与现代乡镇管理的要求结合起来, 则是一项复杂而艰苦的工作。就知县于成龙的乡村管理而言, 它不仅能够“有资于治道”, 亦能激起今人对现代性的反思。 其一,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乡镇政府实政实治的功能, 尤其是乡镇行政主官的品质与才干在施政中的作用, 这是又好又快地实现社会主义村民自治的路径之一。这是因为, 如同古代县衙一样, 当今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官府, 处在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交汇点上, 履行着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乡村社会的各项职能, 不失为影响村民自治的重要外部因素。换言之, 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尤其是行政主官的“官治”功能, 是社会主义村民自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成功实现的必然。 其二, 在吸收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 我们理应更好地继承我国历史上重视边疆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