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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军使的行政级别差异 宋代军队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直接隶属于福州与首都同级，分为两种类型：直接隶属于福州和区级。后者人们通常认为仅限于《宋史·地理志》所载的那几个,忽略了为数甚多的以军使为名而存在的那些非直隶军。本文拟就此做一些探讨。 一 知军与军使的区分 军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始于五代,盛于宋。始设时,军皆寄治于县,隶于州。“宋初削藩兵权,支郡概直属京师,旧日之军遂亦渐与州府并列” 宋初之军虽有直隶与非直隶之别,但并无行政级别上的高下之分。直隶之制在宋初不仅行于军,也施行于县,如三泉、西、剑门县皆曾直隶于京师。 知军与军使相互混用而不加区别是宋初两类军在行政级别上没有严加区分的一种表现。但是到了北宋中期,知军与军使的区别已经出现: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的《太平寰宇记》一书,并无军使设置的记载,被聂崇歧先生视为非直隶的宝兴军也与其他军州一样单独列出。但成书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的《元丰九域志》中,不仅出现有军使的设置,并在行政地位上与其他的军也有明确区分。直隶与州并列之军标有“同下州”,而设置军使的军则表述为:“景德三年,以高苑县置宣化军。熙宁三年复废军为县,隶州,即县治置宣化军使。” 《宋史·地理五》载:石泉军宣和二年降为军使,七年复为军额。《宋会要辑稿·方域七》相关记载的表述是:石泉军。宣和三年以知军为军使。(宣和)七年二月六日诏:成都府路石泉县依旧为军,差武臣知军。这表明石泉军于宣和二年由知军降为军使,七年复军额称军时,其长官则又称为知军。 上述事实表明,自北宋中期开始,军使专用于非直隶的军,而直隶军的长官通常则称知军。这意味着直隶军与非直隶军在行政级别上已有区别,它具体地反映在军作为地方行政单位时其长官名称是有明确区别的。这种区别到北宋末期更为明显。 二 .军额与军使的关系 为对非直隶军作进一步分析,现将所见文献资料中的以军使为名的非直隶军列表于后: 观察下表,不难发现如下一些事实: 非直隶军设置与直隶军设置明确加以区分,其出现的时间,应不晚于宋仁宗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并较为密集地出现于宋神宗熙宁元年至九年(公元1068～1076年)这一时段。在这同一时段里,直隶京师的军先后被废除的有12个 在文献记载中,早期所设的军使,大都没有提及军使与知县关系。北平、怀化两军使兼知县事仅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他书未见记载;其中北平军在《宋史·地理志》中仅载有“即北平县治置军使”。永康军一例见于南宋后期成书的《方舆胜览》:“……复即导江县置永康军使兼知县,复专为永康军。”《宋史·地理志》则只称“复即导江县置军使,隶彭州”,《宋会要辑稿》则只记有“九年复即导江县治置永康军”,都未提及军使兼知县事。但其后的临海军使由胶西县知县兼,清平军使兼知终南县事,不仅在《宋史·地理志》中有明文记载,其他各书也都有相同的记载。使、县互兼之例,除少数例外,其后为大多数设置军使的军所共有。这些事实表明,使、县之间的这种关系(即由一人身兼两职),至迟在宋徽宗时已成为一种常制。 “军额”指可以以“军”为名。非直隶军在早期是以军为名的,即或在使县相兼时,也另有军额专称军使。在《宋史·地理志》中,北平军、德清军、庆成军、天威军等还以军额列于所隶府之下。但在南宋时期,设军使的非直隶军除特许保有军额外,通常则是以“县”为名隶于府州。对此,《宋会要辑稿·方域五》在枣阳军条下有很明确的记述: 枣阳军。旧随州枣阳县,绍兴十二年升为军,是年降军使隶随州。 绍兴十二年九月一日,工部尚书莫将言,随州与唐州接界,欲升枣阳县为军。……诏从之,仍令帅司拨定属县申尚书省。绍兴十二年十月六日,吏部言:京西安抚使申,乞将枣阳知县兼充军使,更不添置官属。取到进奏院状,随州枣阳县依先降指挥升为军,若为军名,即不隶随州,今来止令知县兼充军使,合隶随州管下。从之。 因此,在南宋时期,设军使的非直隶军,在官方正式行政体制中表现隶属关系时,通常是不能以军为名。有军额名为“军”的非直隶军,乃属特例。《方舆胜览》卷五十八称:中兴以来分道置帅,以云安为夔州属邑,差京朝为军使,仍借服色。盖虽以县隶,而军额仍旧。据《宋史·地理五》,云安军于建炎三年为军使。茶陵军,《宋史·地理五》单列:“茶陵军,绍兴九年,升县为军,仍隶衡州。”《方舆胜览》卷二十六称:茶陵军,中兴以来,湖南安抚、提刑奏升军额,知县曰茶陵军使兼知茶陵县事,仍隶衡州。云安、茶陵皆为设军使的非直隶军。此外涟水军在建炎四年复升为军之前,也是只有军额而无知军的非直隶军:“建炎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诏:楚州涟水军虽有军额,自来只差知县隶楚州,事力单弱,可令依旧额更不隶楚州。”“涟水县……建炎四年升为军。” 以军使为名的非直隶军的产生,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 变隶属关系方面 这类军共有8个:北宋7个,为北平、德清、保顺、庆成、清平、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