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赋为文.docxVIP

论苏轼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赋为文 “活动的法则”理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建议。文章指出，在北宋天圣二年（1022年）即位学者后，西昆体诗人胡朔（996-1067），南北宋（1084-1105）的交界处。 以文为诗,杜以诗为诗 曹丕《典论·论文》言:“文非一体, 鲜能备善。”又言:“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 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 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择, 治平中, 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曰:“韩退之诗, 乃押韵之文耳, 虽健美富赡, 而终不近古”。 北宋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亦言: 诗文各有体, 韩以文为诗, 杜以诗为文, 故不工耳。 但是, 苏轼却不一样。曾季狸云: 东坡之文妙天下, 然皆非本色, 与其他文人之文, 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 诗非山谷之诗, 四六非荆公之四六, 然皆自极其妙。 显然, 苏轼是文艺“通才”。他超迈前贤时彦之处至少有二: 其一, 苏轼于文、诗、词、赋、书、画无不精通深造, 自成一家。苏轼的散文, 名列唐宋八大家, 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的诗歌, 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曲子词, 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苏轼的书法, 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四大家”;苏轼的绘画, 与文与可并称“文、苏”。 其二, 苏轼于各类各体之间, 还能打通互补, 把一些“新体”或“旧体”, 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赋”、“以赋为文”等做法, 使“新体”更加成熟, “旧体”则“别开生面”, “其自辟境地, 横说竖说, 以精悍之笔, 逞生花之管, 真能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我们知道, “诗”和“文”相比, “文”是总名, “诗”是“文”之“变体”, 是“文之精者”、“严者”、“有节”者。 一、 是将人“活”起来 唐诗在题材上往往有所顾忌, 宋祁《九日食糕》云:“刘郎不敢题‘糕’字, 虚负诗中一世豪。”但诗歌发展到有宋, “欧、苏辈出, 大变晚习, 于物无所不收, 于法无所不有, 于情无所不畅, 于境无所不取, 滔滔莽莽, 有若江河”。 活水还须活火烹, 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 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 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 坐听荒城长短更。 杨万里云:“东坡《煎茶诗》……有无穷之妙。” 不过, 二人之评尚有憾失。1.他们未能对首句作评。其实, 首句“活水还须活火烹”那两个“活”字, 才是《汲江煎茶》的最大特点。带两个“活”字的“活水”和“活火”, 是此诗之“纲”和“帽”, 有笼罩全诗之用。此虽是“迎头便喝”, 却非“俗笔” 可见, 苏轼以文为诗, 扩大了诗歌题材并将日常事物加以诗化、雅化、美化, 既是对宋诗题材的进一步丰富, 又是对“宋调”诗性特征的加强。 二、 以诗理,化俗为雅 元刘埙 (1240-1319) 《隐居通义》卷10引刘后村叙竹溪林公希逸诗云: 入宋则文人多, 诗人少。三百年间, 虽人各有集, 集各有诗, 诗各自为体, 或尚理致, 或负材力, 或逞辩博, 少者千篇, 多至万首, 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 而非诗也。自二三巨儒, 十数大作家, 俱未免此病。 但此仅仅为一家之言, 而非公允之论。以议论为诗表现于苏轼, 则不仅如徐渭所言“无意不可发” 延君寿《老生常谈》云: 天地生一传人, 从小即心地活泼, 理解神透。如东坡《入峡》诗:“闻道黄精草, 丛生绿玉篸。尽应充食饮, 不见有彭聃”。《八阵碛》云:“神兵非学到, 自古不留诀。至人心已误, 后世徒妄说”。《双凫观》云:“双凫偶为戏, 聊以惊世顽。不然神仙迹, 罗网安能攀”!以年谱按之, 公作此诗, 不过二十岁。若钝根人有老死悟心不生者, 难以语此。 延君寿所举第一首《入峡》, 写三峡一带所产的黄精草, 是一首咏物诗。不过, 这首“咏物诗”成了否定“黄精草”之用——“饵之可长生”的“议论诗”。第二首《八阵碛》, 从题目看, 当是一首咏史诗。但通首却没有一句实写史事, 而只作议论。第三首《双凫观》, 写自己路过“双凫观”时, 对王乔“双凫”事件的特有解释和议论。 延君寿谓“公作此诗, 不过二十岁”, 实际是24岁。《苏轼文集》卷10《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岁, 侍行至楚, 舟中无事, 博弈饮酒, 非所以为闺门之欢, 而山川之秀美, 风俗之朴陋, 贤人君子之遗迹, 与凡耳目之所接者, 杂然有触于中, 而发于咏叹”。三诗即作于己亥之年与弟辙同侍父洵至楚经河南上京师之途。己亥为嘉祐四年即公元1059年, 生于公元1036年的苏轼此年正24岁。可见, 青年苏轼就颇善于以诗说理了。 以理入诗, 可化俗为雅。苏轼三诗“谈理而不腐”, 具体体现在:1.篇篇皆是“理由我运”, “操纵如意”, 而非“以我听理”, 为“理”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