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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降蒙学教育述评 蒙古是中国古代儿童的一个特殊机构，在西周建立。 但长期以来, 蒙学发展缓慢, 无论就其办学规模还是受到的重视程度而言, 都不能与官学、私学和书院等同日而语。 西周以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 尽管人们 (包括皇帝及各级官僚) 对启蒙教育的重要性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但这种认识一直停留于一个较低的层面, 没能上升为国家意志, 理所当然就没能转化为政府行为;且长期以来, 儿童的启蒙教育多被看作是父母的职责和家族的事务, 从而决定了启蒙教育的活动空间只停留在家庭和宗族之间, 始终游离于官学系统之外, 难以融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 唐代以后, 历宋元至明,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科举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 蒙学教育的发展既进入到一个新时期, 也成就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明朝平民皇帝朱元璋出于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在大力办好各级各类官学的同时, 对农村乡民子弟的蒙学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蒙学在皇帝诏令的指引和地方官吏的倡导下, 取得了长足发展。 蒙学教育逐步由家庭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化, 并在与官学系统接轨的过程中, 最终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明一朝, 安徽蒙学教育的办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除古已有之的私塾、义学外, 社学在安徽蒙学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社学起于元而盛于明。 明朝建立伊始, 太祖在“治国以教化为先, 教化以学校为本” 然而, 作为朝廷文教政策向下推移的重要举措———在城镇乡村广为设置的社学, 其推行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 其执行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诚如太祖的感慨:“好事难成。 且如社学之设, 本以导民为善, 乐天之乐, 奈何府州县官不才, 酷吏害民无厌。 社学一设, 官吏以为营生。 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 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 纵其愚顽, 不令读书。 有父子两人, 或稼或商, 本无读书之暇, 却乃逼令入学。 有钱者又纵之, 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 将此凑生员之数, 欺诳朝廷。 ” 明代安徽蒙学的教学机构主要有私塾、 社学、义学等, 其他还有冬学等作为蒙养教育的补充。 私塾起源悠久, 它是由私人经办的蒙学教育机构, 在民间尤其于农村设置广泛。 其设置方式或是富裕人家独自聘请老师在家设馆;或是教师自设学校自主招生;或是一村一族择址建馆, 延师课子弟, 不一而足。 义学的出现早在宋代, 但它多以宗族为单位设立, 以教授本族子弟为办学目的。 义学的特点是专为族中孤寒子弟而设, 一般不收学费, 有的还发给学习用品。 从私塾和义学的办学方式和办学特点来看, 由于它们都没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 加之统计困难或多有流变等诸因素, 在官修的方志中难觅与其相关的记录或统计。 就算有难得一见的有关义学设置的记载, 也多在康熙朝以后。 其他见诸文集、家谱中的相关记录就更少之又少。 既使这样, 见诸大量安徽方志中有关社学的记载, 也为我们考察明代安徽蒙学教育开辟了一条路径。 明初太祖不遗余力倡导的社学教育模式, 突破了前朝官办社学的框架, 实行官民并举以官为主的方式来推进。 如前所述, 有明一朝, 社学之制的执行情况不尽如人意, 其间有过反复。 那么, 安徽社学的设置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为准确考查明朝安徽的蒙学教育发展情况, 现将明代安徽七府三直隶州的社学、义学设置情况统计制表如下, 希图借助计量学的方法, 结合社学的流变, 把握明代安徽蒙学教育的发展脉络。 关于本表的几点说明: 其一, 本表中的安徽府州县以《明史·志》中南京所辖的行政建置为准, 计七府三直隶州六十县。 其中凤阳府为大明龙兴之地, 其行政建置多有变化, 直至弘治九年 (1496 年) 才最终确定下来, 故本表凤阳府的统计, 以弘治九年下辖的五州十三县为准; 其二, 本表中除另加说明外, 所引府州县志均出自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 1998 年4 月第1 版; 其三, 本表在制作过程中也遭遇到史料阙佚的困难。 对少数州县社学的设置情况, 方志中或语焉不详, 或根本就没有记载。 对资料缺位的情况和遗憾, 表中概以“—”代替, 以备新材料的发现再完善之。 据上表, 对明代安徽蒙学教育的发展得出以下的认识: 第一, 明代国家层面对蒙学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政策或立法, 并佐以扶持、引导和有限控制。 虽无完备的督察制度, 但一些有责任心、注重蒙养教育的地方官吏, 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蒙学教育的行政督察职责, 这一点在安徽社学的设置、重建中不难发现。 客观而言, 地方官在蒙学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更多地体现在维持学校发展的经费资助上, 这正是部分地方社学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 第二, 虽然有洪武十六年“民间自立社学, 延师儒以教子弟, 有司不得干预”的诏令, 但从表中仍然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