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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衙役运作班房与法律实践 近年来，中国的法律史观学业不再只关注“纸面法”的研究，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生存法”（生活法）。学者们的旨趣也似乎“从实体规范转向程序和过程, 从法典转向审判, 从表达转向实践, 从大传统转向小传统, 从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 从国家转向社会” (1) 。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 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两种新气象:1、学界开始关注法律实践和法律表达之间契合或紧张关联, 不再仅局限于法律文本研究。关于此点, 黄宗智的相关著述实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 (2) ;2、有些学人开始关注法律实践中活生生的群体, 而不再仅局限于僵硬的制度研究, 如党江舟、高浣月等 (3) 。 然而诸如此类的尝试, 在法律史学界和清史学界, 初露端倪, 尚有不足。在本文中, 笔者不满足于利用《大清律例》等法律文本对清朝拘禁制度作粗线条的勾勒, 而尝试采择更加丰富、生动的资料, 如档案、文人笔记乃至小说等, 以清代准司法群体——衙役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 以清代非正式拘禁设施——班房为一个观察断面, 对衙役群体在具体运作班房的法律实践过程中, 如何巧妙地超越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法律文本不曾赋予的权力, 作一细致描述和剖析, 并力图对“清代法律实践与法律表达的关系”这一争论不休的话题提出自己的管中之见。 一、 班房,是法律意义上的“证 时至今日, 打官司、坐班房、蹲监狱成为民众口耳相邮的惯常用语, 人们已然将班房和现代监狱等同视之, 故“坐牢”即为“坐班”。翻阅今天的报纸杂志, 与现代监狱同义的班房一词屡见不鲜。然有清一代, 班房实具双重语义而为时人言说。其原始之义乃指官方衙役或豪家私仆分班值宿之处。据考, 称值房为班房者, 自明洎清相沿不替。班房二字首见于明朝汤显祖 (1550—1616) 所著《牡丹亭·闹宴》之中:“官衙里举办宴会, 秀才要进去找岳丈, 被差役拦住, 秀才想‘怕进见之时, 考一首太平宴诗, ……且在这班房里等着, 打想一篇, 正是有备无患’。” (1) 此处班房系指衙役值班之所 (或称“差房”或“皂隶房”) 。一百五六十年之后,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51回写到大夫看病, “一时出了园门, 就在守园的小厮们的班房里坐了, 开了药方。” (2) 此处班房则为豪宅家仆值宿之处。 乾隆年间的著名幕友汪辉祖 (1730—1807) 在论及地方官为政要点时, 尤为关注“班房”一事。他认为班房虽“管押之名, 律所不著”, 但为时事所趋, “乃万不得已而用” (3) 。此处班房业已逸出“衙役宅仆值宿处所”语义之外而具有另重内涵, 即指国家正式监狱之外并为地方官默许而设立的非法监禁场所。无疑此处的班房与今人吴思笔下的“灰牢”名异实同 (4) 。 在清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 班房大都被视作监禁性质的场所。如《歧路灯》第30回云:“我给你一个地方啊, 黑底里休要叫爷爷叫奶奶聒人, 小姚兄弟, 先把这两个费油的押到班房去。” (5) 又《二十年之目睹怪现状》第10回云:“他还要申诉时, 已经有两个差人过来, 不由分说, 拉了下去, 送到班房里面。” (6) 回溯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 作为最原始形态的班房语义与监狱一词判然相分。原始班房惟“三班六房”的简称而已。有清一代, “三班”指衙门中皂、壮、快三班执役人员, 他们负有拘传、搜捕、起赃和站堂、行刑、解囚之责 (7) 。“六房”则是指仿效中央六部, 衙内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胥吏, 他们处理有关当地的民政、财政、教育、水利、建设等文书事宜 (8) 。 后来正是在三班六房等衙役胥吏的操控之下, 班房超越了它的原初值房功能, 而流变为羁押轻微惯犯、未决疑犯以及干连证佐的混合性拘禁场所。不仅如此, 班房一词的外延不断被拓展, 最终成为当时所有非正式拘禁设施的代称 (9) 。曾在陕西、四川等地入幕为官, 并具有丰富 (1) (明) 汤显祖著, 徐溯芳、杨笑梅校注:《牡丹亭》,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第247页。 (2) (清) 曹雪芹等著:《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698页。 (3) (清) 汪辉祖纂:《学治说赘》,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第1页。 (4) 吴思认为:“监狱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 班房却没有。班房中的关押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关押, 这就不能叫“白”;但这是由合法官府‘万不得已而用之’的, 又不能叫‘黑’。说黑不黑、白不白的关押场所, 正是‘灰牢’。” (参见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第98页) 笔者认为吴思先生的“灰牢”一词具有一定的表现力, 但得一提的是, 无论古今, 以“黑”字来描述班房性质场所的并非没有。如嘉庆时期, 山西的班房就有被称作“黑窑”, 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