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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物防治的历史回顾 防洪防治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把它作为与害虫和动物作战的重要手段之一，并在人们中传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当代的植物保护工作中,由于生物防治手段具有经济实用、保持生态平衡和防止污染环境等优点而引起广泛的重视。因此,回顾一下我国生物防治的历史,总结一下数千年来广大群众在生物防治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将对开展生物防治研究有所补益。 古文献对古文物及神品的措施,古文在《史记部会报》和《唐纪八 生物防治是人们从生物界互相制约的现象中得到启示而创造出来的利用天敌防治害虫、害兽的方法。关于生物界的互相制约现象,我国人民早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诗经·小雅》中的“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是最早的文字记载。《礼记·郊特牲》的“八腊”祭典中亦有“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的说法。此外,诸如“ 古人不仅对肉食性动物间的相互制约有深入的观察,而且对昆虫的寄生现象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例如对焦螟寄生于蚊睫的记载就很多。《晏子春秋》说“东海有虫,巢于蟁捷,再乳再飞,而蟁不为惊,……命曰焦冥”(《晏子春秋》卷八。“ 有关动物保护和使用的讨论 一、 昆虫疾病 我国劳动人民以黄 除黄 二、 利益资源:“含”、“非”和“视” 青蛙治虫的记载也不少,唐代陈藏器就曾描述过青蛙的习性:“虾墓在陂泽中,背有黑点,身小能跳,接百虫”(《本草纲目》卷四十二引《本草拾遗》)。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唐僖宗(874—888在位)时,高州有小儿,因牧牛闻田中有蛤(蛙)鸣,牧童遂捕之,蛤跃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蛮酋冢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鼓,……多铸蛙黾之状,疑其鸣蛤,鼓精也”。鼓精显然是没有的,那个鼓则可能是“蛮酋冢”的随葬品,铜鼓上铸蛙装饰大概是古代南方民族的习惯,广东博物馆所藏大量铜鼓中,绝大多数都有蛙形装饰,据说这是由于岭南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多把青蛙看作丰年吉兆的缘故。果如此,则说明他们在很早以前便认识到青蛙和丰收之间的关系了。由于对青蛙治虫的本领早有认识,所以历史上一些有见识的官吏,常用行政力量加以保护。《墨客挥犀》卷六记载:“浙人喜食蛙,沈文通(1025—1062)在钱塘日切禁之”。禁捕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青蛙治虫。清代王凤生在《河南永城县捕蛙事宜》一书中也提出了保护青蛙用以捕蝗的主张。 三、 益鸟的保护 飞鸟治虫的记载很多,如《南史》记载梁武帝(502—549在位)时,“范洪胄有田一顷,将秋遇蝗,……忽有飞鸟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间,食虫遂尽而去,莫知何鸟……”。《酋阳杂俎》亦载有“天宝二年(743)平卢有紫虫食禾苗,时东北有赤头鸟群食之;开元二十三年(735)榆关有虸蚄虫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又开元中(713—714)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唐书·五行志》所记内容基本相同。其他如太平兴国七年(982)、熙宁七年(1074)、咸雍九年(1074)、大安四年(1088)、大德三年(1299)、至治二年(1322)、泰定四年(1327)、至元三年(1337、咸丰八年(1858)均有鸟类食蝗的记载。 由于人们对益鸟的除虫作用早有认识,所以很早以来便有保护益鸟的措施。《礼记·月令》中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的记载。《晏子春秋》记述了齐景公(前547—前490在位)射鸟时,因为听了晏子的劝说而“一弛鸟兽之禁”,反过来也说明在此以前早有“鸟兽之禁”了。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曾下诏“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这些法令和措施,虽未说明保护的是益鸟,但据现今对鸟类胃的剖检观察表明,鸟类中的绝大多数是食虫益鸟,因而,保护鸟类对抑制害虫的发生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我国历史上明确提出益鸟保护措施的事例也不少,晋代黄义仲《十三州记》载有“上虞县有雁为民田,春拔野草根,秋啄除其秽(杂草),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有形无赦”。后汉隐帝乾祐年间(948—950),由于阳武、雍丘、襄邑“三县蝗为 四、 家鸭的防治 利用家禽防治害虫是我国人民的一种创造。师旷《禽经》已有“白蚁闻竹鸡之声化为水,……或曰白鸡之雄亦能化白蚁”。元代贾铭在《饮食须知》中说:“竹鸡……即泥滑谚云‘家有竹鸡啼,白蚁化为泥,亦辟壁虱”。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禽语》中记载:“鸽之大者曰地白,……人家多喜畜之以治白蚁”。利用家鸭防治有害动物的记载更多,明代霍韬(1487—1540)曾说:“香山、顺德、番禺、南海、新会、东莞之境,皆产一虫,曰蟛蜞(Grapsussp,红蟹之一种),能食谷之芽,大为农害,惟鸭能啖焉。故天下之鸭,惟广南为盛,以有蟛蜞能食(豢)鸭也,亦以有鸭能啖蟛蜞,不能为农稻害也”(见《明经世文编》卷一八八)。这是利用家鸭防治蟛蜞的最早记载。明代陈经纶首揭家鸭防治稻田蝗蝻的方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