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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潮在近代中国的理论旅行 一、 本雅明的“信” 翻译活动和开始的翻译研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到目前为止，翻译的定义、性质和方向仍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决策权。人们给翻译下过很多定义, 也推出过很多翻译标准。从严复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信达雅”, 到傅雷的“神似论”, 钱钟书的“化境说”, 到国外泰特勒 (Alexander Fraser Tyler) 有名的“翻译三原则” 自翻译活动和研究开始之初, 由此产生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在翻译标准问题上当然也存在其他声音, 比如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就指出:“如果翻译的终极本质是努力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 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他将原作的内容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喻成水果的肉与皮那样不可分离, 而到了译作, 语言与内容的关系却是隔离的, 这种隔离导致了原作与译作的差别。他明白指出“‘信’究竟能对意义的表达起什么作用呢?翻译中个别词语的‘信’几乎永远不能完全再生产原词的意思。因为这个意思, 就其原文的诗歌意韵来看, 并不局限于所指的意义, 而是赢得这样一种诗歌的意韵甚至于达到所指的意义受到个别词语的意指方式制约的程度。当人们说词语具有情感内涵的时候, 他们通常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句法的直接转换使意义的再生产成为泡影, 并有直接导致不可理解的危险。” (本雅明, 1999) 德里达与本雅明持有相似的观点, 在他眼里, 翻译也是一种延异的书写活动, 因而翻译对于原作只能是一种“变形”。在其《书写与差异》汉文版面问世时, 他对译者张明说:“从某种角度上说, 它会变成另一本书。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 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 (德里达, 2001) 二、 卢卡契-戈德曼:从“历史的语境和空间”看“理论旅行” 就翻译延异问题, 本雅明与德里达的论述主要着眼于语言阐释层面, 赛义德批评了语言阐释的泛泛而论, 他注意到如果将翻译的延异问题与地域空间的迁移和历史情境的变化联系起来, 无疑将会衍生出更深一层的意义。 直接启发赛义德对此问题思考的是卢卡契---戈德曼事例, 即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其入室弟子戈德曼翻译迁移至巴黎后产生的理论延异, 赛义德据此提出其“理论旅行”理论。卢卡契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者, 戈德曼则是巴黎大学的历史学家, 在将卢卡契的理论翻译迁移到巴黎时戈德曼的巴黎语境使其“把卢卡契的造反的强烈敌对意识改变成一种兼容并包的对应性和同源性意识”, 将“一时的造反意识在另一时变成了悲剧观念”, 理论延异由此产生。对于这一事例的解释赛义德没有跟随语言阐释学派的泛泛而论, 而是转而强调理论移动的历史情境和空间地域。他说:“我们已经听惯了人们说一切借用、阅读和阐释都是误读和误释, 因此似乎也会把卢卡契-戈德曼事例看作证明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误读和误译的又一点例证。倘若下此结论, 那就太让人失望了。”他认为以“那种漫无边际的关于文本间性的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未免空洞,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 (出现的) 误读判断为观念和理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进行历史转移的一部分。卢卡契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情境中产生出他关于意识和理论的思想, 与戈德曼在自己所处的和所服务的情境中产生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把戈德曼的著作称为对卢卡契的误读, 随即把他的误读与所谓阐释是误释的一般理论挂起钩来, 那是对历史和情境置若罔闻”。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卢卡契到戈德曼的变化, 引发了赛义德关于理论变异与空间移动的关系的思考。他提出了如下问题:“假设一种理论或一个观念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而出现了, 当它在不同的环境和新的理由之下被重新使用时, 以至在更为不同的环境中被再次使用时,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能说明理论本身与批判及其界限、可能性和固有问题的什么情况, 能表明理论与批判、社会与文化的什么关系呢?”他由此提出了“理论旅行”理论, 并具体描述了“理论旅行”的四个阶段:“首先, 有一个起点, 或类似于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 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 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 一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 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 重新凸显出来。第三, 有一些条件, 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抑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 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 完全 (或部分) 地被容纳 (或吸收) 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 三、 人文、私家车的延异和差异 新时期“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思潮涌至中国, 风行一时。但是这些理论的最初得以翻译得以引进却并不是因为这些理论的提倡者突发奇想对这些西方理论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