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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范汉字谈语言规划立法 一、 提出问题 (一)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是因违反法律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等标准的规定,争议了 申请人出生时，以“c”姓注册了他的户籍，2005年以该姓注册了第一个身份。2007年7月,原告申请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被告受理。被告认为“赵C”一名中的“C”,属英文字母,须变更为汉字,以此为由拒绝换发。原告提起诉讼。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关于公民姓名权的规定和《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姓名中的“C”既是英文字母,又是汉语拼音字母,也是一种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因此,原告姓名使用“C”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使用该姓名已有二十二年,在使用过程中未给国家、社会及他人造成不利。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胜诉。 2012年8月28日,一封由一百多名学者联合签名的举报信,被分别送到了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该信声称,《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了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反了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的规定,也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中“出版物使用语言文字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敏生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表示:“汉语词典对于语言文字来说一般具有标准、规范的意义和作用。在‘词典’中把英语词汇作为‘正文’,用英文替代汉字,从现实的作用和长远的影响来看,是汉字拉丁化百年以来对汉字最严重的破坏。” (二) 规范汉字的法律地位—立论前提与本文欲解决的问题 根据赵C案一审法院的解释,中国公民的姓名可以使用“数字符号”,源于西文的字母“C”也属可选之列。这本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解释,而二审的和解,让争论草草收场,只留下尴尬继续。赵C案揭示了规范汉字的地位所遭遇的挑战,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事件则指向了“规范汉字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什么是“规范汉字”?“规范汉字”应在我们的语言生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法律又应如何保障规范汉字的这种地位呢?这些问题均可纳入“语言政策”的分析框架。语言政策包含三个成分,即语言实践、语言信仰、语言规划。语言实践是“每位个体说话者对语音、词汇和语法所做出的选择之总和,这种选择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是下意识的”。 语言信仰“来自语言实践,同时,它们又影响着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可以成为语言管理的基础,语言管理政策可以用来确保或修改语言信仰。” 赵C案涉及语言地位规划,《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事件则涉及语言本体规划,因此,本文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确立规范汉字的通用地位,是我国语言地位规划立法的核心内容,那么,法律应如何保障规范汉字的通用地位,这对于语言生活会产生怎样的规范性后果呢?第二,“汉字”在语言学意义上的“规范”如何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规范”?“规范汉字”究竟具有怎样的法律意义呢? 二、 单一字段的确立及其法律保障 (一) 规范汉字的使用 近代以来,我国的语言生活由封闭走向开放,外来语言的渗透,开始威胁到汉语的地位。以提倡口语为基础的“新文体运动”、以反对文言文为基调的“白话文运动”,在消除“文言脱节”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为民族共同语和全国通用语的规划奠定了基础。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国语运动”也风起云涌。有学者认为,1910年,清政府资政院32位议员联名要求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这“标志着民族共同语和全国通用语意识的真正兴起。” 我国《宪法》第19条第5款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9条规定:“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第11条、第13条分别针对汉语文出版物的文字使用和公共服务行业的服务用字作出了规定;第14条则明确列举了五种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用语用字的情形。此外,我国的《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居民身份证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也明确了特定情形下规范汉字的使用。这些立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通用地位。 (二) 规范汉字的使用 “规范汉字”的通用地位,与“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原则,构成了我国语言地位规划的主体内容。与“规范汉字”相对应的语言文字,既包括外国语言文字,也包括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意味着,确立和保障“规范汉字”通用地位的法律,目的在于明确:在特定的语言生活实践中,“规范汉字”是必须予以使用的语言文字,或者说,特定语言生活实践不得使用“规范汉字”以外的语言文字,这构成了一项法律上的义务。因此,语言立法要实现其预定的地位规划目的,应界定必须使用通用语言的“语言生活实践”情形。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列举了“必须使用规范汉字”的语言实践情形,包括: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