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ocxVIP

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2008年，三鹿婴儿的牛奶首次发现三聚氰胺混合，导致6名儿童死亡，1000名婴儿受伤。新华网随后发布了政府检测报告, 包括蒙牛、伊利和雅士利等大型企业在内的21家企业产品也发生了类似情况。三鹿长时间持续隐瞒三聚氰胺事件, 正是由于担心企业境况的每况愈下。在事件曝光前半年, 三鹿已收到了顾客的投诉, 在自己的乳制品中发现了三聚氰胺。但三鹿并没有立即报告或者警告消费者, 是由于害怕随之而来的危机。随后, 三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试图隐瞒该事件, 甚至在2008年8月, 三鹿高级公关经理在人民日报等公共权威媒体上发布了正面报导, 高度评价三鹿为“改变中国人生活的重大品牌”。相反, 对于受污染的产品和婴幼病患儿, 三鹿保持了沉默, 甚至贿赂媒体, 避免事件曝光, 最终导致了道德的沦丧。 可见, 与单次不道德行为相比, 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危害更大。而以往商业伦理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单次的“败德 (失德) ”行为。如范丽群等 (2005) 提出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 如果要使自己的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做出符合道德的决策, 从而避免出现各种不道德行为, 就要注意影响企业道德的各个因素。 一、 累犯与罪的概念及目 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 是指在有首次“失德”行为并造成负面影响之后, 企业再次出现败德行为。和累犯一样, 与单次不道德行为相比较, 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累犯是精神学科的一个术语, 指的是犯罪或反社会行为的重复趋势。对于有前科的人, 我们可以用多个术语来形容他们:惯犯、重犯、习惯性犯罪以及累犯。最通俗的“累犯”解释是指人们在有了一次犯罪记录之后, 再次触犯同一个刑罚。这与“数罪并罚”不同。“数罪并罚”指的是同时对某人多项不同罪行进行一次宣判。两者的惩罚机制及程度也不一样, 重犯一般承担较重的惩罚, 而数罪并罚的承担者往往在应受惩罚的总和基础上, 能得到一个折扣, 也就是说“对于重犯, 第二次犯罪的成本要高于第一次, 而对于多项犯罪, 第二项犯罪的成本低于第一项犯罪成本” (Jareborg, 1998) 。 在商业伦理研究中, 较多学者研究企业单次不道德行为, 但少有学者针对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进行分析。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的放纵, 因为以往对于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 我们采用的往往是“数罪并罚”, 而不是更加严厉的“累犯”惩罚制度。 笔者的目标是研究国内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的诱因。由于少有针对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的管理学研究, 笔者不得不从法学和社会学中需求一些帮助。许多学者研究了累犯之后, 得出结论:前科和犯罪经历对于累犯有着重要影响 (Gendreau等, 1996) 。 二、 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的特征 在商业伦理研究领域, 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单次企业不道德行为, 例如腐败和反托拉斯行为 (徐细雄和谭瑾, 2013) 。 “每况愈下、羊群效应、企业道德声誉”这三个指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的一般性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笔者也发现多数受访者及学术文献研究多次关注了企业以下三个因素:每况愈下、羊群效应、企业道德声誉。因此, 笔者认为这三个因素是可能影响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的诱因。 1. 重复不道德行为的影响 没有达到预定财务目标是企业主要压力来源之一。当首次财务失利发生时, 企业会考虑多种办法来应对危机。如果合法的市场操作失效, 压力能够导致不道德或非法行为的发生 (Van Zyl和Lazenby, 2002) 。 2001年安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弥补首次投资失利, 安然人为操纵了财务报表。当损失再次发生时, 他们甚至创造了一种新的名为“假设未来价值计算”的会计计算方法 (一种在错误未来假设的基础上计算现有价值的方法) 。安然一系列的失败被伪装成了在一系列虚假利润、可疑的会计计算和丑闻基础上的成功。 因此, 每况愈下的局面能够增加未来不道德行为发生的几率。Armstrong等 (2004) 认为, 相较于守法者, 在日益溃烂的局势面前, 更多管理人员倾向于不道德行为。 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条例中, 连续两个财年未能取得盈利的企业将被标上“ST” (特别处理) 的标签, 而且面临退市的危险。例如, 2004年, *ST环保就因为财务表现不佳被强行退市。一旦企业被除名, 将很难重返证券市场。他们将和新企业一样, 经历漫长的从零开始的申请程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企业被迫做能够获利的任何事情, 所以, 每况愈下可能会导致重复不道德行为。因此, 笔者做出如下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每况愈下对于企业重复不道德行为有显著影响 羊群效应是指人们受到多数人影响, 跟从大众的思想或行为 (邓晶和李红刚, 2012) 。 组织学家认为, 羊群效应主要受同群体压力等社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