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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校园欺凌治理 近年来，学生之间通过其他暴力手段蓄意或恶意地实施欺凌和伤害，比如身体和语言。粗略统计,2015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校园暴力事件多达30余起,且多发于初中、高中阶段,但实际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一、 校园欺凌治理的法律治理困境 校园本应是最安全的受教育场所,校园欺凌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学生置身于充满敌意的校园学习环境之中,彼此之间呈现出异化的交往情态,这不仅对被欺凌对象产生了生理上、心理上以及教育上的损害,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欺凌者本人心智的正常发展。因为在校园欺凌过程中,施暴者本人的心智结构也会深受欺凌行为影响,他们认知、情感会由于欺凌行为的非正当性而发育受阻,并且欺凌行为一旦形成习惯,就有可能逐渐养成反社会的负面情绪与人格倾向。心理学研究表明,“许多成年罪犯,当年都曾在校园里有欺凌行为,学生时代的欺凌行为极易在成年后转化成犯罪行为” 面对备受关注的校园欺凌事件,我国相关政府部门业已在立法环节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一些治理政策与法规文件,如《公安机关维护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八条措施》(2005年)、《中小学幼儿安全管理办法》(2006年)、《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年)以及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2012年)等。但是,与校园欺凌的严重程度相比,这些治理措施却显得十分滞后与不足。截至目前,有关校园安全的政策与法律文件中尚未有一项专门针对欺凌治理,即使部分文件有所涉及,但对于未成年人之间实施的欺辱行为也极少直接提及,并且惩处力度不大,主要以管教为主,很少上升到《刑法》犯罪的高度。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源还在于学校并不希望法律过多地介入校园欺凌,因为学校有着自身的利益考量。一旦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学校教师与教务处领导轻则会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教育,重则会被给予纪律处分,甚至会影响涉事学校的声誉与相关管理人员的个人仕途,所以选择私下缄默处理会更加符合学校的利益诉求。“都是孩子,不懂事”、“教育教育就好了”,成了学校应对校园欺凌的话语标配。 事实上,校园欺凌不仅在我国频繁发生,同时它也是个全球性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深受这一问题的困扰。为此,包括美国、日本、瑞士等诸多国家与地区都已经建立了专门针对校园欺凌事件治理的法律规制。美国从1999年到2010年,全国立法机构颁布了120多个法案,并且各州也相继通过并制定了关于校园欺凌的法案,明确规定了校园欺凌实施者的法律责任以及对受害者的法律救济。日本国会于2013年首次通过了《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该法适用于日本普通中小学、中专以及特别支援学校。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加强法制建设是治理校园欺凌问题的大势所趋。在加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校园欺凌治理法治化是保障未成年人在校安全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依法治校的题中之义。它能够将学校与有关机构的保护与管理责任规范化、制度化,让校园欺凌实施者及其监管人员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并以此遏制校园欺凌问题。 二、 目前，对校园欺凌管理法律的缺乏进行了实践探讨 (一) 治理机构的无效 拥有健全的管理机构与管理制度是治理校园欺凌的重要前提。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却依然没有针对校园欺凌或校园暴力治理的专门机构、运行制度以及管理人员作出具体规定。这势必会造成校园欺凌治理实践的低效与无序。反观韩国与美国,则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韩国《校园暴力预防及对策法》第7至8条规定了“校园暴力对策委员会”制度,委员会归国务总理管理,负责制定校园暴力预防和规制对策基本计划、评价相关对策实施效果等 (二) 校园欺凌管理人员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与家庭、社会相比,学校在校园欺凌事件的治理上具有天然优势,它是最有条件发现、干预与处理校园暴力的场所,并且保护学生远离欺凌也是学校管理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故而从制度上讲,发生校园欺凌事件理应需要追究学校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对此,瑞典《校园法》就明确要求,教师、校长以及学校经营者逐级通报校园欺凌的法律义务,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日本《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也规定,校长及教师对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可依据《学校教育法》第十一条对其实施惩戒。然而,当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学校管理人员预防与处理校园欺凌的职责却是模糊的,且缺乏可操作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这一法律规定一方面没有清晰阐明学校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