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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朝赋役令的继承与发展 一、 唐代赋役令对六朝必须的制度性保护 唐朝2月2日（619年），国王发表了一篇关于税收和奴隶的演讲。此王言是构成赋役令基础的重要规定。当时唐朝只是隋末群雄之一, 所称王朝, 徒有其名。我们难于想象每天忙于战斗的弱小的唐朝, 会去准备将来实施的赋役令大纲, 并将其公布。因此, 有关此赋役的王言不是唐朝独自发明的方案, 很可能是原封不动地继承前朝的赋役令。如果能够探明此王言同隋朝赋役令的关系, 那么, 就有可能根据唐朝赋役令类推出隋朝的赋役令来。虽然相关史料极少, 无法了解其全貌, 但至少可以获其一斑。而且, 对于从税制方面研究隋唐两代王朝的基本性质, 也是有益的。 唐武德律令以隋朝开皇律令为范本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 武德四年 (621年) 七月公布的《评王世充后赦》中说道:“律令格式, 且用开皇旧法”, 公开说明唐朝的律令格式继承隋朝的“开皇旧法”。 隋炀帝是近代以前恶名昭著的皇帝, 他的政治业绩完全得不到评价。苛酷的开凿运河与远征高句丽, 加上史料上明确记载唐朝律令继承开皇律令, 炀帝的大业律令便成为最坏的律令, 被斥为不被唐朝继承的异端而遭到无视。另一方面, 唐太宗的政治被歌颂为“贞观之治”, 他被评价为中国历代皇帝中难得一见的好皇帝。生活于相同时代的两位皇帝, 其评价云泥之别。这样的评价是否妥当呢? 对于隋炀帝和唐太宗的评价, 并不是通过绵密的史料分析得出的结果, 而只是近代以前中国社会流于表面性的评价而已, 它仍被不作批判地沿袭着。但是, 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再停留于表面, 而必须根据整个隋唐史重新评价隋炀帝和唐太宗的时候了。本文拟考察隋唐赋役令的继承关系, 从赋役令的侧面分析隋炀帝的政绩, 希望能有助于检验近代以前中国社会对于隋炀帝的评价。 二、 武德二年,制,武德二年,制,且又在武德二年,又在此规定,武德二年,又在此规定,武德二年,又在此规定,武德二年,又在此规定,武德二年,又被进一步明确的,在这表上 在论述隋唐赋役令的继承关系时, 首先应列出基本的武德二年 (619年) 的“制”。此“制”在《通典》卷6《食货典六·赋税下》“大唐”条里记作“二年, 制”, 下面摘引其最为详细的记载, 兹按照条款分开来列示。 ○二年制。 ○每一丁租[粟]二石。 ○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 次户八斗, 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 皆从半输。 ○蕃人内附者, 上户丁税[银]钱十文, 次户五文, 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者, 上户丁输羊二口, 次户一口, 下户三户共一口。 ○凡水旱虫霜为灾, 十分损四分以上免租, 损六分以上免租调, 损七分以上课役俱免。 以上记载中没有“武德”二字。由于在此条前面有明确记载“武德元年”的记事, 因此, 接续其后的“二年”显然就是武德二年, 故省略了“武德”二字。这条记载之后是武德六年的户等制记载, 所以, 这里的“二年”不会是“三年”或者“七年”之讹误, 肯定是“武德二年”。而且, 宋版《通典》亦作“二年, 制”。 “武德二年, 制”的“制”, 从制度上看令人感到奇妙。因为作为王言之一的“制”, 是从天授元年 (690年) 开始出现的。因此, 在武德二年不存在“制”。但是, “制”字在《隋书》和唐初的史料中并不少见。《隋书》的编纂完成于天授元年之前, 显然不是因为受到回避使用“诏”字的影响而使用“制”字。这就表明在唐初已经用“制”来表示“诏”和“敕”了。《通典》卷6《食货典六》所记载的武德二年赋役的王言, 虽然不清楚它何时成为编纂文献, 然而, 从当时“制”的用例来看, 唐初有“制”, 不足为奇。 《通典》之外, 还有其他记载武德二年二月颁布“制”的文献。《新唐书》卷1《高祖纪》“武德二年二月乙酉”条记载“始订租庸调法”, 说明武德二年确立租庸调制。而且, 《唐会要》卷83《租税上》记载: 武德二年二月十四日制:毎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自茲以外、不得横有调敛。《资治通鉴》卷167“武德二年二月”条也有和《唐会要》旨趣相同的记载: 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茲以外, 不得横有调敛。 唐高祖武德二年制:每丁租二石, 绢二匹, 绵三两。自茲以外, 不得横有调敛。 表明武德二年颁布上书“制”的决定性史料, 是《通典》卷6《食货典六·赋税下》“大唐”条中的下揭记载: [开元]二十五年定令, 诸课户一丁租调, 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调绢絁布, 并随乡土所出, 绢絁各二丈, 布则二丈五尺。输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亦即开元二十五年 (737年) 赋役令规定的“课户一丁租调”是“准武德二年之制”, 故武德二年颁布关于赋役的王言, 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武德二年制文有所省略, 故意思难通。其省略之处为“蕃人内附者, 上户丁税[银]钱十文”。在蕃人内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