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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身份下女性对性别偏见的回应行为研究 近年来，以女性为对象的性别偏见一直存在于各种形式。例如，由于塑造广告作品中救援计划的失败，救援计划总是被女性角色的“愚蠢与甜”所干扰。在许多爱情故事中，女性角色总是很脆弱，等待着男性主导角的救世主。女性瘦身产品的广告呈现出“s曲线”，女性的客观价值取决于他们满足“迷人女性”的要求。成功的男性模式产生了对女性所有工作和家庭工作的蔑视。。。经过很多性别偏见，女性心理和生理都会给女性带来许多负面结果，如焦虑和抑郁、更低的社会自尊和身体症状（梁瑞、王奎、陈楚瑶，2017）。 偏见并非一种单方面的社会心理现象, 而是偏见持有者、偏见对象、旁观者等多方相互作用和共同建构的结果 (程永佳, 杨莉萍, 2017) 。近年来, 性别偏见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偏见持有者视角向偏见对象、旁观者视角偏移, 更多的研究者尝试探索女性作为偏见对象或旁观者在经历性别偏见后, 如何对偏见持有者做出直接对抗的主动性行为及其产生的积极作用 ( 1 性别偏见的发生机制 1.1 恶意偏见的种类 性别偏见 (Gender Prejudice) 是基于社会性别分类, 偏见持有者认为偏见对象群体拥有更低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态度 ( 从偏见持有者的动机来看, 对女性的性别偏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恶意的偏见, 另一种是“善意”的偏见。其中, “善意”的性别偏见基于偏见持有者对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的积极态度, 表现为保护性的家长式作风、对女性行为举止的理想化期待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恶意的性别偏见则基于对女性的敌对情绪和消极的刻板印象, 支持约束女性的行为以适应社会规定, 表现为支配性的家长式作风、对女性贬损的信念以及对异性的敌意。这两种类型的性别偏见的共同特点是均将女性视为较弱的性别, 维护传统的性别角色的权威性 ( 在以往性别偏见研究的基础上 (Swim, Cohen, Hyers, 1998; 1.2 表达情绪对对待能力的影响 当遭遇性别偏见时, 女性往往会做出不同反应。 过去多项研究 ( 以上两种分类框架的差别在于使用“独断性”还是“对抗性”, 这两个术语其实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 意指受害者表达对某种处境的不满。相比较而言, 前者更着重于偏见发生时受害者是否立即做出反应, 强调反应速度;而后者更有助于强调受害者直接向偏见者表达对这种处境的反对, 更关注受害者对偏见持有者的对抗态度的表达程度, 以及影响这种态度转化为行为的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后一种分类方式, 且对女性何时以及为何运用对抗性反应更感兴趣, 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反应, 研究者们认为对抗性反应通常是最有效的反应, 可以同时影响性别偏见的持有者和目标对象。 1.3 对抗性别偏见的认知评估 以往的研究发现, 不论作为偏见受害者还是旁观者, 大多数女性在面对性别偏见持有者时, 实际做出的对抗回应数量都明显少于期待做出对抗回应的数量, 即使她们能够识别偏见并期待有所回应, 仍有大量的人会选择具有最低社会风险的沉默的方式 ( 为何女性不愿意正面对抗偏见持有者?研究者提出了两个解释模型。 第一, 压力应对模型 (Stress and Coping Model) 。 此外, 压力应对也需要认知评估的参与, 即需要判断一个事件是否具有潜在的危害或收益, 以及一个人是否拥有能力处理该事件。对抗性别偏见的认知评估分为三个部分:衡量对抗性别偏见产生的人际关系成本, 减少偏见事件发生的期望, 对自己对抗能力的焦虑 ( 第二, 对抗偏见反应模型 (Confronting Prejudiced Responses Model) 。受旁观者干预理论的启发, Ashburn-Nardo, Morris和Goodwin (2008) 认为, 女性做出对抗行为之前会遇到五重障碍:第一, 无法确认当前事件是偏见事件;第二, 意识不到偏见事件的严重性;第三, 自己作为旁观者时, 寄希望于其他旁观者去对抗, 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对抗偏见;第四, 没有合适的方法对抗偏见;第五, 担心对抗行为会有损自己与偏见持有者或其他人的关系, 或担心自己被认为是过度反应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女性都不会做出对抗行为 (程永佳, 杨莉萍, 2017) 。 压力应对模型和对抗偏见反应模型关注的是女性作为偏见言论受害者或旁观者的认知过程对性别偏见回应的影响, 解释了不同回应行为发生的原因或心理机制。压力应对模型着重考察制约认知评估的个人资源, 比如乐观、社会地位等非认知因素对女性对抗性回应行为的影响;对抗反应模型则聚焦于探讨社会情境因素对女性回应偏见行为的影响, 更像是一个理解在偏见情境和对抗行为之间多种障碍的启发教育模型。不仅关注女性自身的认知判断、情绪感受和心理状态的影响, 而且强调了旁观者之间产生的对干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