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崔浩之南朝情结.docxVIP

试论崔浩之南朝情结 一、 文化自信的强烈表现 在北魏历史上，崔浩及其家族在推动鲜卑上层阶级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崔浩者, 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经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留居北方未能南渡者之代表也。当时中国北部之统治权虽在胡人之手, 而其地之汉族实远较胡人为众多, 不独汉人之文化高于胡人, 经济力量亦胜于胡人, 故胡人欲统治中国, 必不得不借助于此种汉人之大族, 而汉人之大族亦欲藉统治之胡人以实现其家世传统之政治理想, 而巩固其社会地位。此北朝数百年间胡族与汉族互相利用之关键, 虽成功失败其事非一, 然北朝史中政治社会之大变动莫不与此点即胡人统治者与汉人大族之关系有关是也。” 不过, 在十六国与北朝前期进入胡人政权之汉族儒学大族人物其心态颇为复杂, 一是出于根深蒂固之儒家夷夏大防观念的束缚, 内心中难免时时忍受着这种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观念上的折磨, 这是不难理解的;二是当北方胡人政权强大起来后, 必然与偏安江南的汉族流寓王朝即东晋南朝诸政权发生冲突, 而在当时民族之间的军事与政治冲突最激烈的状态下, 东晋南朝之存在不仅具有政治上的意义, 而且在北方的儒学大族人物看来, 还具有民族文化存续的特殊意义。从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进程及更广阔的历史范围看, 永嘉乱后中土文化士族的整体性南迁及其带动的华夏文化中心的一度南移, 其影响要深远与广泛得多。当时人们以东晋南朝为中国历史承传之正统所系, 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出于文化上的认同感。正是出于这种内心中深层的文化认同, 他们对东晋南朝政权之兴衰存亡及其文化怀有深切的“理解之同情”。这种文化心态是当时留滞北方的汉族代表人物内心所共有的, 可谓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情结”。因此, 对于与胡人合作之北方汉族士人来说, 由于为维持家族门第等现实利益考虑, 或受到胡族统治者之逼迫, 他们必须出仕胡人之朝廷,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帮助胡人统治者, 在客观上减缓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激烈冲突及其对北方的破坏。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不时受到文化方面潜意识的折磨, 这种深层的内在矛盾心态和情绪, 确实比一般人要强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 留居北方与胡人合作之汉族士人所经受的苦难恐怕比流寓南方之侨姓士族更为严重, 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这方面, 十六国时期进入羯族后赵政权的张宾与进入氐族前秦政权的王猛的心态便颇为典型。关于张宾的相关事迹, 《晋书·石勒载记下附张宾传》载其为赵郡中丘人, 父张瑶为晋中山太守, “宾少好学, 不为章句, 阔达有大节”, 永嘉之乱后, 张宾见石勒, 谓所亲曰:“吾历观诸将多矣, 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 逐渐成为石勒之谋主, “机不虚发, 算无遗策, 成勒之基业, 皆宾之勋也。”石勒甚敬之, 每呼之“右侯”而不称其名。石勒在立国前曾举军南下, 追击南迁的司马氏宗室和门阀士族, 在葛陂建立了军事基地。《晋书·石勒载记上》载:“勒于葛陂缮室宇, 课农造舟, 将寇建业。”当时司马睿之东晋尚未正式建国, 处于草创时期, 面对石勒的军事进攻, 司马睿集团上下十分紧张, 在寿春聚结军队抵抗。当时瀮雨三月不止, 石勒军队损失颇大, 必须就进退做出决策。其中孔苌、支雄等30多位将领建议南下决战, 首先进入寿春, “得其城, 食其仓米”, 进而“破丹杨, 走江南, 尽生缚司马家儿辈”。石勒征询张宾的意见, 宾曰:“天降瀮雨方数百里中, 示将军不应留也。邺有三台之固, 西接平阳, 四塞山河, 有喉衿之势, 宜北徙据之。”石勒由此决定回师河北。张宾的这一主张当然是站在石勒的立场上考虑的, 可谓石赵建国的关键决策。不过对于诸将积极要求南下攻打司马睿, 张宾在内心里则是不愿意的。如果怂恿石勒南征, 虽然未必能够长期占领江南, 但以其军事攻击力, 必然对司马睿江东政权造成巨大的伤害, 并给江东地区带来严重的破坏。因此张宾的建议不仅给石勒提供了确实可行的立国方略, 也使新生的东晋政权免遭扼杀并得以成长, 这在客观上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秦时期的王猛表现得更为典型。《晋书·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载猛乃北海剧人, 为苻坚夺位、巩固统治、规划北方及其汉化的主要辅佐, 兼领丞相、中书监和尚书令等要职。“军国内外万机之务, 事无巨细, 莫不归之”, 所谓“兵强国富, 垂及升平, 猛之力也”, 确为实录。王猛尽心辅佐苻坚, 可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但当苻坚势力不断强大, 图谋规划江南时, 王猛则表示反对, 他在死前明确表达了这一态度:“猛疾甚, 因上疏谢恩, 并言时政, 多所弘益。坚览之流涕, 悲慟左右。及疾笃, 坚亲临省病, 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 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 国之宝也。臣没之后, 愿不以晋国为图。鲜卑、羌虏, 我之仇也, 终为人患, 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