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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播的体制内与权力关系研究 “网络视频”不仅是一种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文化，也是一种新兴媒体形式。秀场直播是以女主播才艺表演、情感聊天或游戏互动为主的视频直播形式之一。社交与打赏是其两个重要属性，其社交变现功能拓宽了媒介发展的盈利管道，强化了社交、社群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 在已有的一些实证研究中，较多都是从“身份认同、视觉消费、情感互动、媒介情境”等视角侧重分析网络人际的互动关系、媒介与传播生态的变迁，而女主播与平台、公司(公会)之间的劳动雇佣关系、宰制与剥削的矛盾却被遮掩，直播间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问题被忽视。Christian Fuchs认为网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应存在一个更加普遍的研究路径：分析网络如何形塑竞争与合作的冲突力量，并同时被此所形塑，侧重网络如何结构化宰制与剥削，并如何被其结构化。 一、 文献总结 (一) 娱乐监狱下的女主播：剥削与观看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数字时代仍然具有反思性与阐释力，媒介产业中数字劳工研究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数字经济是一种能内在地捕获更大社会及文化知识的特定机制，也是关于重要价值、免费文化与情感劳动的实验场域。 然而发生在网络秀场直播中的提供娱乐消遣的女主播，与网络上使用者的免费劳动有着本质的不同。她们并不是为科技新奇感、游戏竞技感而进行免费劳动。相反，根据研究者的民族志调查，入行一年以上的全职女主播每月收入颇为乐观。换言之，女主播们与廉价玩工的区别在于，她们背后的剥削关系更为隐蔽，在表面上看，甚至并不存在剥削，反而是一种获利行为。不过Andrejevic提出“剥削2.0”的概念，强调在Web2.0时代，剥削仍然是媒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观看与被观看都是一种劳动。 一般情况下，女主播要么签约直播平台，要么签约经纪公司。每个公司根据自身的实力与平台展开商业合作，进驻直播平台后俗称公会。这种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发展趋势，平台资本主义依赖数字基础实施的性质与网络本质，是资本主义更加深入的集约化体现。 (二) “网格化”的表现：网络女主播的表现 首先，网络直播平台与女主播签订合同，形成劳动雇佣关系。那么网络平台和公司是如何掩盖剩余价值，这对讨论“甘愿劳动”的概念有关键作用。回溯经典马克思理论，资本主义对劳工的剩余价值剥削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是制造剩余价值的所在，工人的劳动与产品所属都归资本家所有。劳动力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出现，仿佛薪资已经涵盖了所有的劳动。工资也掩饰了剩余价值的内容。劳动过程与工资形式成为马克思揭示的掩盖剩余价值的机制。 而Burawoy对芝加哥机械工厂进行民族志调查后，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甘愿劳动”才是同时取得并掩盖剩余价值的机制。 显然，Burawoy的劳动研究从“强制”转向“同意”,认为驱动工人投入生产的力量，来自一种“志愿性的服从”,是达成共识的“甘愿”(consent)。但在数字时代，作为“资本民间代理人”的网络女主播，服从于直播平台或公会，依循合同从事“情感劳动”。这种甘愿劳动既被“强制”地完成工作量，又“同意”地从事数字劳动。它是一种强制与同意的组合。 其次，在劳动研究中，由于受到Foucault影响，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主体性”问题。Sakolosky认为Foucault的问题意识与马克思有所不同，他关注现代人的主体性是如何在历史过程种被形塑的，权力是如何嵌入到个人的身体与精神上的。劳动雇佣关系中，主体的抵抗也成为关注的焦点。理解“抵抗”,我们需要再回到“甘愿”的概念脉络中，它还指道德上的服从，意思是近似于韦伯所谓权威或支配的正当性，或可以与“consensus”混用，指人们对某件事物经过商议而得到共识或者一致的看法。女主播的情感劳动提供消遣与娱乐，却也陷入道德与法律的危境。她们与自我、家人和社会展开了某种弱势权力抵抗。直播间的甘愿劳动彰显了权力支配与意识形态，更隐藏了某种象征性的弱势“抵抗”。这种“抵抗”贯穿于女主播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实践之中。 综上所述，本文的“甘愿劳动”概念是指在网络女主播在同意、志愿性顺服之下进行的有偿数字劳动。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甘愿劳动是强制与同意的特殊组合；第二，它被组织成为一场竞赛游戏，加入游戏就产生了默许，甘愿是在玩游戏中建构出来的；第三，甘愿劳动存在着某种“控制-反抗”关系，支配与反抗互相依存，最后又嵌入在甘愿劳动之中。 本研究主要透过在数字时代女主播的甘愿劳动现象，探讨网络直播间的权力关系。首先通过田野调查分析女主播们加入甘愿劳动的动机为何，在特定的情景下探讨甘愿劳动如何成为可能。其次，结合Burawoy所提出的甘愿劳动理论框架，分析直播平台透过“游戏竞赛”来制造甘愿，达成利益共识。最后，从Foucault的权力观点带入女主播甘愿劳动之中，探讨权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