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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爱与秩序 如何处理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已成为基督教思想家的第一个问题。在希腊化时代的晚期, 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宗教作为一种异于哲学的新的精神文化形态, 它的产生是在一个受希腊哲学萦绕的文化场域中进行的, 它无法摆脱希腊哲学对自身的浸染和渗透。因此, 基督宗教的代表人物在建构和完善自己的学说体系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吸收或利用了古希腊哲学思想资源, 尽管有的时候他们对希腊哲学持一种强烈的批判和拒斥的态度。“不管早期教父们对哲学抱什么态度, 他们在希腊化世界里的传教与护教工作的同时也在自觉不自觉、消极或积极地进行一件伟大的事业, 这就是沟通与融合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我们之所以把这种沟通、融合的工作视为一项伟大的事业, 是因为它既深远地影响了基督教, 也深刻地改变了哲学, 从而使欧洲人开始在‘有信仰的思想’ (或叫‘有思想的信仰’) 里展开自己的历史, 而不是单纯靠思想或信仰来开辟历史。” 一、 基督教道德哲学以理性为基础的神学信仰 中世纪研究哲学的哲学史家们认为, 在中世纪, 如果有哲学的话, 它也只是在教会权威的笼罩下为基督教神学信仰服务的工具。他们甚至更坚定地认为, 在古代哲学和笛卡尔哲学之间的漫长的中世纪, 哲学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说是一片空白。宗教与哲学是相互区别的, 宗教属于非理性的范畴, 哲学属于理性的范畴, 两者是不可能具有合作的可能。与此相对, 在《中世纪哲学精神》中, 吉尔松 (Etinne Gilson, 1884-1978) 提出“天主教哲学”概念。他认为, 只有从启示与理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出发, 才能理解天主教哲学概念。中世纪决不是一个哲学贫乏的时代, 相反, 在这个时代, 不仅有哲学, 而且中世纪的哲学是丰富多样的, 甚至在某些哲学问题上中世纪哲学比希腊哲学更具有原创性。中世纪之所以被认为没有哲学, 原因在于人们衡量的标准是基于笛卡尔理性主义。在这个标尺下, 以神学为背景的融哲学理性与神学启示于一体的天主教哲学中哲学理性仍然发挥作用, 但是理性服从和依附于神学信仰和启示,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哲学理性的自由被限制。吉尔松把这种判断结果归因于哲学史家所持的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标准。在这些哲学史家们心目中笛卡尔理性主义是优越于贫乏的中世纪哲学。“他直接继承了古代哲学家, ‘几乎’可以说——除了一些自然主义者例外———在他与古代之间只有空白, 别无其他。” 奥古斯丁是在受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深刻影响下摆脱摩尼教走上“信仰寻求理解”的基督教哲学之路的。在奥古斯丁基督教哲学当中, 信仰是优先于理性, 信仰在先, 理性为信仰服务。一方面, 他用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为自己的宗教思想提供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 他在自身特殊的生活经历基础上, 在富有神奇色彩的皈依基督教的个人经验中为信仰敞开自我并在信仰中为哲学思索打开新的空间。奥古斯丁认为, 恶之所以是恶就在于人远离了至善的上帝从而丧失了公共至善的理念, 人所追求的只是私人的善事并且用私人之善的标准去衡量自身的行为, 自己成为自己的标准, 也就无所谓善还是恶, 因此, 世间就会存在更多的罪恶现象,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人的心中缺乏公共至善的超越标准来规约自己的行为。奥古斯丁正是在对“恶之起源”问题的思考中经历了确信———怀疑———再确信的复杂的心绪历程中提出了“自由意志”学说。奥古斯丁也是立足于自由意志学说来建构基督教道德哲学。哲学与宗教相遇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那么, 作为哲学的分支道德哲学在与宗教相遇后, 其相遇的情形必然与哲学与宗教相遇的情形一样。 基督教道德哲学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维度之上, 它与建立在自然理性的古希腊道德哲学不同。在古希腊道德哲学中, 道德思索建基于人的自然理性, 尽管它也借助于神学, 神学要素的参与也是理性思维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但整体观之, 古希腊道德哲学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哲学理性优先于神学信仰。而在基督教道德哲学中, 由于有了基督教的信仰维度, 道德哲学建构是在信仰与理性的双重维度展开自身的。因此, 基督教道德哲学思想本身就带有信仰与理性的双重维度, 而且, 神学信仰优先于哲学理性。在学术界, 关于基督教道德思想研究的著作一般都把基督宗教道德纳入到神学领域当中。这就牵涉到如何给基督宗教道德理论准确定位的问题。它到底是属于哲学还是属于神学。如果属于神学, 它与哲学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卓新平主编的《基督宗教伦理学》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解答。“基督宗教伦理学或伦理神学 (christian ethics or moral theology) 一般被定义为神学领域, 它从基督信仰和理性的角度出发去研究一些原则———人为达成自己的生活目标必须遵循这些原则。” 二、 “上帝”是奥古斯丁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 奥古斯丁作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