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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地主阶级的历史意义 在先秦史研究中，“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意义。例如，坚持西方封建理论的学者认为，这是封建领主制度向市政制度转变的开始，而坚持西方奴隶理论的学者则认为，这是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的开始。然每读及有关著作,总感到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以下两点上似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不少学者将春秋晚期中原与东方的几个大国,如齐、晋、鲁等国内卿大夫与公室争权而进行的政治变革视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典型事例,然而作为这些变革之策动者的卿大夫们可否认为是“新兴地主阶级”? (二)春秋时期,究竟有哪些史实可以认为是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下面即按以上两个问题的顺序略陈管见,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教正。 一 根据所具有的阶级有异于旧贵族的形态特征,一个是一个复杂的、单 春秋晚期齐、晋、鲁国的政治变革,即是指为大家熟知的“田氏代齐”、“鲁三桓分公室”与“六卿分晋”这几个事件。为了辨清这些变革的策动者们是否属于“新兴”的地主阶级,一个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即是将他们与在他们之前的,即西周以来的贵族进行形态上的比较(下面为了讨论的方便,暂称西周以来的贵族为“旧式贵族”)。所谓“新兴地主阶级”顾名思义,应是指其经济、政治形态区别于旧式贵族。如果将他们的形态与旧式贵族形态作比较后,确实发现二者有较大的差别,那我们才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这种差别是否有将二者区分为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意义,亦即讨论可否从其有异于旧式贵族的形态特征而视其为“新兴地主”。 为了作这种比较,需要先说明一下旧式贵族的形态特征。当然,由于至今学者们仍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见解相异,因此对旧式贵族的阶级属性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视其为奴隶主或封建领主等,但我们这里只是要说明这种旧式贵族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形态特征,至于定其阶级属性为何,似无碍于我们作客观的形态上的比较研究,故暂不涉及 先言西周贵族。其经济、政治形态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在西周王权较强大时(西周早、中期),他们虽然可以说对土地有实际的所有权,但是他们的土地一般地是来自上一级贵族的封赐,并由层层封赐而造成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而且这种土地在名义上不可以自由买卖,即所谓“田里不鬻”。2.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封土上行使政治统治权,较大的贵族还有自己的宗族官吏机构与军事组织。因而,们对属地上的生产者及其他属民有一定的人身控制与支配权;3.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他们所采用的是藉耕公田这种农业劳役式的剥削形式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上述经济、政治形态特点从总体上说仍存在于贵族阶级中,只是各国内的卿大夫,对自己的封土拥有了更为独立的经济、政治、军事权力,显赫的卿大夫之封土私邑,实已成为诸侯国中之国,而且在农业剥削形式上,至迟自春秋中期前后,基本上都已逐渐由农业劳役式的剥削形式转变为所谓“税亩制”的形式(详下文)。 如果概括一下上述旧式贵族的形态特征,则可以认为,其要点,一是土地占有具有等级结构,二是土地的占有(或说是实际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的结合。 因此,如欲将春秋晚期各国政治变革之策动者们称为“新兴地主阶级”,则必须结合具体史实之分析,证明其在形态特征上与上述旧式贵族的形态特征有所不同。事实如何,请分国论之: (一) 实物地租“以公量收之” 传统的说法是,齐国公室代表旧势力、顽固势力,而田氏等卿大夫则是一种新兴势力,他们“同旧制度联系较少乃转而采用新的剥削和统治方式” 首先一个问题是,这段话是否能说明陈(田)氏与公室的剥削方式有质的差别。文中讲“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既然民所受剥削可以数量计,并言“入于公”,说明已非劳役制,而是履亩而税之税田制。这里讲的民,应该是指当时公室属地上的生产者。实际上,齐国公室在晏子讲这段话以前早已从采用农业劳役剥削的形式转为实物地租剥削。现在史学家一般均认为,《国语·齐语》中所记:桓公问曰:“伍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即是讲按土地好恶而决定收田税的数量,性质属于实物地租。再从《国语·齐语》看,当时齐国公室的经济收入情况应同于《周礼》所言,赋不出自鄙(野),而是出于乡中,由国人中的农民担负。农业税则出于鄙中。鄙中担负农业税的农民,有属、县、乡、卒、邑的组织,设有各级官吏,是采用地域组织的形式编制的。而且桓公还命五属大夫曰:“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这种农民中的善者甚至可以入仕途,可见他们的阶级身分亦并不是奴隶。所以,当时齐公室的农业经营方式不能归为奴隶制范畴。桓公时已如此,更不可设想到了《左传》所讲的鲁昭公时代齐公室在农业经济上还采用什么奴隶制。 齐公室在春秋时期采用实物地租性质的剥削形式是与齐国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也是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对西周时期的旧制所进行的变革。田氏作为齐国境内的卿大夫,在其属地内当然亦应与公室采用同一剥削形式。以上引文言田氏改